艺人钟欣桐（阿娇）更衣被偷拍的事件引发了香港全城愤怒，内地媒体也纷纷关注。
除了事件本身外，始作俑者的《一本便利》杂志在香港长时间的“逍遥”，更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引发我对于法治的深入思考。
记得偷拍事件发生后，香港各界同仇敌忾，纷纷谴责。
特首曾荫权也公开发表声明：“感同身受！无论如何，侵犯别人隐私都是不被接受的行为。”记得从电视上初看到特首做此表态时，总觉得曾特首没有说出“立即查处”、“马上追究”之类的豪言壮语，实在令人不够过瘾：软了点吧？细想想，在同仇敌忾的民意面前，政府即便采取进一步举措，未必有太大的阻力，或许倒是能够得到一个“顺应民意”、“雷厉风行”的美名。但由于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没有被列为刑事犯罪，特区政府对此显得极其慎重。
从刘嘉玲被偷拍开始，香港演艺圈发生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多次了，既然没有法律支持，为什么不像有些时评作者常倡导的那样，哪个领域出现问题，立刻立法规范呢？或许香港记者协会的胡丽云主席的话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现在就偷拍问题修订法例仍不是适当的时间，在这个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修订法例，未必能作出最适当的决定，而所订的法例也未必完善。也就是说，立法不是“事情紧急”就可以特事特办的。
曾荫权也表示，特区政府会将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具体建议作为基础，推动业界人士、立法会、传媒及普罗大众做出深入的讨论……希望社会在立法方面找寻一个新的共识，以杜绝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没有公意集结的法律支持，政府是不可以“擅自”超越法律来进行社会管理的。
这样的谨慎让人想到了法学家谢晖最近新出的一本《法治讲演录》。该书曾将法治与人治区分为：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法治强调人从于法，人治强调法从于人；法治强调法大于权，人治强调权大于法———或许可以说，对于修改法律、立法的谨小慎微，正是香港人在法治背景下的一大谨慎。
法治从本质上说，是依法治权与依法管理的结合。但依法管理是在依法治权基础上法治的进一步延伸展开，是法治社会的现实内容。只有在民意聚集的情况下，形成细化准确的规定，并在操作中严格接受法律的约束，才能更好实现法治之下的良治。治理的魄力与治理的谨慎，是法治时代一枚硬币不可或缺的两面。
□毕书之（陕西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