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上海的高峰先生正就其子女的抚养权而向全球华人和媒体紧急求助，由于其前妻在美国受到社会福利局的虐待控告，法院可能因此剥夺这对父母对其美国籍子女的抚养权。
如果高先生所说的都是事实，这一事件确实堪称电影《刮痧》的现实越洋版本。按他的说法，孩子的母亲绝对没有虐待，只是爱的表达方式有问题，过于严格的管束引起了其11岁儿子的逆反，而警察和社会福利局的介入让事态变得无法控制。——&mdash
;一个不该发生的误会，一个文化差异导致的伤害性事件。
文化差异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在这对父母的遭遇中，文化差异聚焦于对公私领域的划分。在他们以及很多中国人看来，如何对待子女是家庭内部问题，代际冲突也只预期通过亲子交流来解决，而在美国，家庭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受到公共权力的监督，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权利并不绝对，被认为行为失当的父母很容易会遭到法律干预，甚至可能被剥夺亲权而代以全面的政府监管。尽管选择了在美国抚养子女，但这对父母对这种文化差异以及相关的制度差异却缺少思想准备，忽视了其抚养方式遭到法律审查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了这场风波。
由于处于同样的文化中，我们很容易理解这对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包括其对学习成绩的重视，时间管理的苛刻，乃至溺爱与强制交织的失措，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家庭关系应该有所调整，也可以接受外部的帮助，但远没有糟糕到要隔绝亲情的程度，后者不符合所有家庭成员的利益。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他们对误入司法程序的惶恐。对他们来说，这种程序在文化上异己、在力量上无法抗衡，它的启动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危机，遑论为应对它必然付出的经济和心理成本。而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家庭矛盾的性质就被改变，并且由于缺少对可谅解细节的同情，矛盾的严重性也被夸大，非人性化的处置也许将制造一个看似自洽却对所有当事人意味着灾难的后果，如同高先生所担心的那样。
然而法律的宗旨应该是保护权利而不是制造悲剧，一个没有得到及时终止的误会如果真的导致家庭离散，这样的荒唐无法用文化差异来谅解。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公共权力的边界都是最值得警惕的问题之一，具体到这一事件，考虑这个家庭的文化背景，宽容其家庭矛盾的特殊性，尊重父母和子女的共同意愿，应该是防止误会发展成悲剧的出发点。毕竟，这样的移民家庭应该学习和适应文化及制度的差异，但不应因此受到过度惩罚。
对很多正在努力为子女谋求幸福生活的中国人来说，这对父母的遭遇也许是一个前车之鉴，———他们为文化差异付出了代价。人和物前所未有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时代的福利，但在追求和享受这种福利———正如高先生所做的：让子女获得一个更富裕的国家的国籍，并且让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同时，可能被忽略的是，有形的自由流动并不必然带来无形的观念差异的消融。相反，这种差异在碰撞中会有更清晰的表现，并通过其制度性的后果更普遍和轻易地影响到人的生活。也就是说，自由流动的福利要以观念及行为方式的改变为代价，否则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更大代价。就这个案例来说，就是教养子女的中国习惯要受美国的制度约束，然而对于中国习惯来说这种约束有时可能过于僵化和滥权。当然，在另外很多例子中，也有父母和子女都因向美国式亲情关系过渡而获益。哪一种关系更好也许并没有答案，关键在于人身的迁移能否与文化的迁移一致。
现在，高先生计划将子女带回中国，让他们享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这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但需要提醒的是，即使在中国，对儿童的暴力同样违法，只是人们通常不以为意。对儿童的暴力应该上升到儿童权利的高度来认识，这应该是这对父母从美国带回的教训。也许，如果将这种教训和我们严格管教的传统相结合，倒可能让亲情关系的建设超越中与美、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之争。
早报特约评论员 吕频 马俊 徐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