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原副市长雷渊利，自称为“三玩”市长——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雷渊利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721万元，挪用公款2650万元，贪污18万7千多元。9月6日，他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9月6日《检察日报》）
按照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但我们不难发现，
不仅是这位“三玩”市长雷渊利，还有很多“按律当斩”的贪官都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强烈质疑。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所独创。建国以来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死缓制度在贯彻“少杀”政策、促进罪犯改造方面确实起到过积极作用，并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死缓制度的威慑力下降、容易被人为操纵的弊端也显露出来。
刑法第50条规定，死缓犯在缓期的两年之内，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后将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但实际上，死缓犯因故意犯罪被执行死刑的情形十分罕见。而死缓犯被减为无期徒刑，也并不是被剥夺了终身自由。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后，还会被减为有期徒刑，或者得到假释。
因此，虽然“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都是属于死刑的范畴，但两者实际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从整个刑罚体系来看，两者之间的衔接也十分唐突，其偏颇之处显然易见。对于一些性质严重、危害极大的腐败分子来说，被判处“死缓”就意味着“死里逃生”，就意味着不长的时间内即可走出高墙，这显然达不到震慑以及预防腐败犯罪的目的和效果。
打击腐败犯罪，一方面要严刑峻法，对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该杀的一定要杀，绝不能网开一面；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刑罚制度——比如可以调整死刑与其他刑种之间的层次关系、增设超长期徒刑等——如何发挥刑罚的剥夺、威慑、改造等功能，让腐败分子真正“罚当其罪”，已经成为摆在有关方面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了。
作者：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