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超时加班”的两记者遭到富士康高达3000万元天价的索赔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富士康诉讼标的由之前的3000万元降为1元，并添加《第一财经日报》报社作为被诉对象，“希望媒体检讨不实报道对企业声誉造成的伤害”。接着，富士康撤消诉讼，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互致歉意。(见9月4日《东南商报》)
这一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具有深刻的认知价值。而笔者由此想起的则是，几年
前，一位公众人物与一位记者也曾对簿公堂，结果法院判定记者胜诉，并作出这样的法律判断：“对媒体的容忍是社会进步标尺，一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我非常赞赏这一法律判断。在这里，谁胜谁败已不重要，这一判断本身却具有深刻的认知价值和社会意义，其之所以能够成立的理由在于：
其一，社会需要发展舆论监督。在现代社会，传媒起着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通过舆论监督，通过对一些问题的揭露，使社会保持痛感，保持清醒，促使社会更加公正。当年，朱镕基总理在谈到南丹矿难时曾深情地说：“如果没有记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
其二，记者的报道属于职业行为。记者出于良知，披露事情真相，是正当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如两位当事人之一所担忧的：“在法律体系对新闻从业保护日益单薄的今日，传媒业会是怎样的一种‘高危行业’———无论你是怎样的善意，无论你是怎样的努力，无论你是怎样的接近事实本身。”高额索赔使传媒监督承受巨大压力，这种方式也会使其他媒体产生寒蝉效应。如果记者成为高危职业，不敢去发表批评性意见，那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其三，记者获得真实信息的手段有限。记者唯一的手段是采访，他只能根据采访所得判别真伪。现在干部考察都有可能失真，记者采访可能会与事实有所出入。如果对簿公堂，证据需要原件，采访往往没有原件；让证人出庭，等于出卖证人，这是记者职业道德所不容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人物和公共利益单位对媒体就有一个容忍的义务。
以这一标尺来观照社会，应当说社会对媒体还不够宽容。往往采取对抗式，把媒体批评性质的报道视为发难，害怕媒体曝光，通过掩盖问题的方式人为地降低“出事率”，甚至暴打记者，动不动就对簿公堂，或是采取不合作方式，排斥媒体，简单地以“无可奉告”打发记者。
有人建议，政府应建立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各级政府也正在为此作出努力。公共信息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安全的纽带，我们都受益于媒体。在许多重大事件中，媒体应该出来说话，揭示真相，追求公正。社会应该给媒体以更大的尊重和容忍。要学会面对记者。赵启正同志对记者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他说：“记者是你的挑战者。”接受媒体和记者的挑战，必将从中受益，促进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当然，媒体也要自律，保持社会良知，恪守职业道德，从而在社会公众与媒体之间，建立起互相尊重、良性沟通、携手合作的和谐关系。
作者：范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