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6名商业欠账追收师(俗称“讨债人”)近日获取劳动部门颁发的上岗资格证书。不仅是上海，国内目前持证上岗的“讨债人”已超过百位。
昨天，沪上包括国内众多媒体同时披露了这条消息，媒体热衷于此，在于它触及到一个与国内现有法制相冲突、却又事实存在20余年的地下“讨债公司”能否合法生存的敏感话题。
部分媒体从“讨债人”终于浮出水面作出推理，认为民间“讨债公司”最终获取市场准入已可期待。对上述推理和预言，我们持谨慎态度。而迄今为止，对此拥有发言权的多个政府部委也没有“网开一面”的打算，甚至拒绝就“讨债人”持证上岗一事作出评论。
民间“讨债公司”作为社会信用中介服务业的一个分支在许多国家合法存在，以美国为例，民间“讨债公司”的业务受到《公平债务催收业务法》的保障和规范。然而在市场经济成熟且法制完备的国家，民间“讨债公司”的业务却已基本完成了自身转型，由最初的讨债为主，转变为替委托人从事专业信用调查、风险防范评估设计等咨询类业务。很显然，这一转型的直接因素是无债可讨或讨债业务持续萎缩，迫使“讨债公司”转变并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及社会信用体系的缺位，导致市场交易过程出现大量债务纠纷，法制不完备及司法的体制困惑又遭致“法律白条”成灾，使市场交易主体对法制效率缺乏基本信任，形成遭舆论长期诟病的所谓“执行难”。然而，破解“执行难”所采用的办法，始终只能立足于体制内的修补，一是县以上法院内的执行庭升格为执行局；二是增人增经费因而也持续增大执行成本。尽管“修补”的效果着眼于治标，但却系现有司法体制下无奈又“理性”的选择。否则，若允许民间“讨债公司”合法化，现有的司法“集权”必然会遭到挑战。由是观之，这是自1995年至今，政府相关部委数次禁止“讨债公司”合法出世的理由所在。20余年来，尽管法律禁令高悬，但各色“讨债公司”非但禁而不绝，反倒逐渐由早先地下生存转变为现今的半公开生存。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讨债公司”确有客观存在的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则证明这个非法行业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暴利空间，而政府工商管理等机构却对其非法生存无可奈何———曾有段时间，一些地方的公检法也纷纷组建以赢利为目的的“讨债公司”趟这潭“浑水”。
民间“讨债公司”20余年的非法生存，除了直接挑战现有司法体制，也给社会治安生态带来巨大副作用。众多“讨债公司”雇佣的人员鱼龙混杂，甚至出现流氓打手、黑社会成员以暴力手段讨债。某些所谓“讨债公司”更是逐步演变为了涉黑组织，其所谓经营利润则成为涉黑组织的经济来源。而且事实上很多“私了”的所谓民间讨债，当事人所支付的成本并不比借助司法手段追收债务要低。
请注意，“讨债人”持证培训只是劳动部门的一个“试点项目”。尽管该部有关人士通过媒体放出“若试点效果好，一年后将联合工商总局等相关部门可能会给予商账追收业合法地位”的风声，但这更多只系一家之言。在劳动培训规划、规范、协调等政府行为与培训组织等市场行为的边界仍十分模糊的今天，这类明显带有打“擦边球”性质的岗位培训，是否又隐藏着一定的部门逐利取向呢？
民间“讨债公司”的生存就算有法可依仍然不够，还得由其他更广范围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态环境为其良性运营提供制度基础。在中国，目前包括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缺乏这样的“制度基础”。针对普遍的“执行难”及背后的体制困境，地下生存或半公开生存的民间“讨债公司”也将长期存在。媒体介入“执行难”的讨论，当致力于呼请司法体制本身的改革来逐渐化解“执行难”，而不是不分缘由地鼓吹民间讨债市场的解禁。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马俊 徐德芳
观点碰撞：燕农：解禁“追债公司”的社会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