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中国住房危机是一种制度和文化现象

　　作者：王育琨

　　“我在脑海中会像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最近

一直在折磨着我。”

　　——《卡尔·马克思》

　　上面的这段话选之亨利希?马克思写给儿子卡尔·马克思的信，被置于《卡尔·马克思传》([英]戴维·麦克莱伦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是老马克思对小马克思的切身感受，其中显露了一个慈父对偏执前行的儿子最深切的担忧。父亲对儿子的心是否与智慧、才能相称的疑惑，对卡尔·马克斯心中的是否有那种“世俗的、非常温柔”的情感的疑惑，对真正人的家庭幸福是否有一颗敏感的心，常常警示我从哪里出发去观察世象和人。

　　拙作《比房价更残酷的危机正在逼近》在《中国商业评论》发表，新浪转载后，形成了新浪网上一个小小点击和评论高潮。我清楚不是我笔下出了什么锦绣文章，而是我梳理自己的感受，诉诸世俗的忧虑和敏感的心引发了共鸣。那些习以为常的“愚蠢和矛盾”在我的行文中被显现出来了，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感受。网友或许不会全都同意我的判断——诸如“当一国财富都砸向住房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农民的占有欲体现到住房上来，便产生了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民性”，“中国再不深刻反思调整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中国经济恐怕要毁在这高能耗的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上了！”——但是，这些警醒的问题却触动了那一种深爱祖国、关注中国人福利、忧虑中国未来竞争力的民族情愫。

　　对，我们所说的还只是一种感觉，还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一如我们突然面对一个“庞然怪兽”的张牙舞爪，但没有人晓得怎样才能化解它。我的文章仅仅是一个“显现”，而网友持续的跟帖评论，则是不断显现出这个“庞然怪物”一些鲜为人知的层面。有了认知，我们就会找到化解它的办法。化解它，“立”就会是一个必然。

　　开拉锁原来是中国城市的一种普遍现象

　　是的，我们见惯了马路反复被挖开填上，我们本以为这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必然，可是当我们得悉100多年前德国人建设青岛已经前瞻到今日之需求，才知道这是城市建设的一个个败笔！善良的人们突然意识到所在城市见惯了的“开拉锁”工程，原来却是一个潜伏着巨大危机的普遍现象。

　　青岛网友出来作证：“我家就青岛的，你说很对！我家附近就是德国占领时挖的地下设施，小时候还进去玩过，4个人并排走没问题，2米多高！能一直走到海边，想想真是不简单！但是现在新市区根本不是这样！照样不停地挖和填！”同一城市今昔对比，尴尬难当！

　　广州网友说，“城市建设中的‘无用功’，显然为这高能耗添加了马力，我们日常见到竖立着‘实政施工’的障碍栏，在广州市转悠一圈，几乎无论哪一天都能看到的被挖开的马路，在我们的视野中，几乎就要‘习惯成自然’了！”习惯是最可怕的堕落！

　　上海的网友说，“当时报纸说上海的四川路说花了5个亿改造。结果现在两边又要拆迁了，这条马路不就完了？两边原来刚搞好的人行道，当然也废了。这只能说明一点，资金要流动啊！否则怎么会自己跑到口袋里面去啊?！”上海人也一拳到肉了！

　　北方的网友说，“我们这里就是要挖楼房，建什么江北秦淮，张口几百亿的投资。刚健不久的小区也要拆。把穷人的楼房挖掉，赶到新区，好的地方都留给富人建别墅。省吃省喝多少年，好容易有了房，一挖楼房，又回到房奴了。”沙漠上建黄金宫殿，败絮其中！

　　我的提法甚至也得到了建设部数据的支持。日前，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提供一组数据，说明当前我国城镇住宅建设和消费中的耗能问题：我国住宅使用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20%左右，如果加上建材生产和制造过程中的能耗，住宅总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37%，我国住宅使用能耗为相同技术条件下发达国家的两到三倍。此外，居民住宅消费心态不成熟，没有形成梯度消费观念。据此刘志峰提出政策建议，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推进住宅产业化，提高住宅规划设计水平，大力推进危旧住宅整治，引导合理的住房消费。刘志峰抓住了问题，却放跑了元凶。他还没有看到“高能耗的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更没有抓住开发方式背后的体制和文化问题。

　　网友的跟帖评论作出了自己的结论：“这种全国大跃进式的疯狂只有在这个时代看得到。中国房地产的跃进热炒高了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原料价格，套住了中国银行的大部分资金，给中国的经济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习以为常现象的背后都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我们见惯了大马路一会儿铺砖，一会儿铺大理石，一会儿又恢复水泥，我们曾欣慰城市面貌的日益改善，可是当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城市或关键部门一把手换任，跟进了一大批老家嫡系公司掘金的工程，我们会有被抽了一个嘴巴子的感觉！原来一把手工程有这么多精巧的算计！

　　我们见惯了城市主要街道和小区外围种植昂贵的草坪，见惯了城市引进价格高昂的树木，见惯了工人的浇水和修整，我们或许会还曾为满目青翠而心满意足，可是当我身边的外国友人看着我们种植的草坪摇头，说太奢侈了，欧洲很少有这样大面积种植的草坪！就是美国国会山的大草坪只是自然生长的草！或许我们会为自己的高能耗瞠目结舌！

　　当这时又有个懂经济的人告诉你，马路反复开拉锁、城市面貌的每一次无谓的更新，昂贵草坪的每一次引进和灌溉，都是普通劳动者节衣缩食，经由超额劳动换来抵工资所形成的转移支付所覆盖，而且，在过程中，还要中饱裙带关系的私囊时，恐怕就不只是气愤了！在西方，纳税人意识非常明确，每一个公民都知道是自己凭藉所得纳税支撑了公益开支和政府运作。而在中国，这一点被二次分配之转移支付体制给模糊了，好像公共开支不是来自每一个百姓的劳作，而是来自政府，有时甚至来自一位城市执政官。

　　因此，我很能理解一些偏激的网友的一些偏激的言辞。其实，在那带刺的言辞后面，是一颗火热滚烫的心。他们毕竟是在自己的休息时间，跳出小我，思考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太多的忽悠，太多的拘押，太多的迷茫，已经让他们失去了选择恰当表达的心情和条件。

　　一个网友讲述了他在纽海文大学，发现了他现在居住的房子的规划图和小区的道路，很是兴奋。这让我记起了15年前，我作为世界银行顾问去上海调研，听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上海要维修一座150多年的楼房，可是怎么也找不着大楼的设计装修图。不知怎么排线是个棘手的问题。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这座大楼的设计者德国的一个设计事务所发出了咨询函。没想到，最后那家事务所居然给找到了原始的设计图纸。这就是德国的设计所，它们不是公司说改朝换代或换人就找不到经手的东西了。事务所是无限责任的承担者。既然承担了设计，就要永远为客户留有一份责任。我们的设计事务所很难有这样的境界。沧海桑田，那些没用的“废物”，早就给扔掉了。就是十几年前建的楼，也会因为事务所的倒闭而烟消云散。

　　为什么我们的设计事务所会很快烟消云散？答案很中国化：因为一个城市的执政官或者专业主管要经常轮换，有新的权重人物进驻，就会跟随而来一大批裙带食利层，其中最方便起家切入的就是设计、广告、策划与公关服务。虽然设计事务所在国际上是属于无限责任公司，而我们的设计事务所却是应景而生。这就是根深蒂固的制度差别。正是类似的运作和安排，构成了一整套体制和制度，支撑起我们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

　　美国经济学家沃森发现，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模式，却难于模仿触动既得利益的制度，由此形成一道难于破除的“对后来者的诅咒”。中央政府对高能耗的控制，习惯于一刀切给省市下达行政指令节能20%，并进入执政官员的政绩考核。一如毒瘾来了吸片大麻，爽快一时，却形成了依赖。行政指令却很难在城市开发方式的治理上建功立业。城市开发方式，是一个需要立法、行政、经济、资源配置、城市治理结构等诸多方面结合的系统工程。真正的难点在于，城市执政官很热衷于“经营城市”，却不那么情愿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经营城市。

　　总体规划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龙头。现在一般的做法是，请知名规划师参与竞标，制定出一个总体规划；再由主管部门征求相应专家的意见，报请政府官员讨论；政府官员根据他们的爱好和接收到的信息，作出接收或调整规划的决定；走完了这些层面的工作之后，再报请上级规划部门和人大批准。这个总体规划虽然美其名曰广泛征求意见，而实际一旦广泛了，也就没有意见了。一旦彻底民主了，也就是彻底专制了。关键找不到负责任的人。城市规划既然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龙头，为什么在规划制定过程中，不吸纳全球的精英来参与这个过程呢？一个城市，如果能够像一个现代公司的董事会构成那样，把决定一个城市规划的权利交给由精英组成的独立董事会来实行权利，可能会有助于突破这个困境。那些有投票权的精英，要为这个城市的未来负起责任。

　　研究没有暴发户：我对住房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年80代中叶我曾经是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工作人员，1988-1993年又被被聘为世界银行中国住房贷款项目的顾问，参与了世界银行对中国住房改革和土地改革研究的全过程。1991-1996年连续两次获得主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全球性课题中国部分：“世纪之交的城市发展与治理”。虽然94年元旦下海，福特基金会还是给了我独立主持课题的责任。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知和感受，加上一些对房地产研究的积累，使得我可以触摸到那些世俗的而温柔的情感。

　　这些年，我一直把住房危机当作一种制度现象和文化现象来解读。一如纪伯伦所说，“每个人对上帝和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都彼此独立”。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一系列触动我的事情排列在一起，让相关的人们走向自己良知的门户，去认识我们眼前的“庞然怪物”，找到办法化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