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猫有九条命，在制度设计的历史上，我们的“暂住证”堪有一比：当年沈阳取消暂住证在全国引来一片欢呼声，没想两年后又“起死回生”；户籍先驱的郑州从门槛彻底打破到“投亲靠友”被紧急叫停，政策趋紧已然摆明，9月14日的《大河报》消息说：郑州市拟重新启用“暂住证”。为维护社会治安大局，保障暂住人员权益，《郑州市暂住人口登记规定》昨起征求社会意见。这个信号让人不得不反思“暂住证”的诡异命运。
“暂住证”还要“暂住”到什么时候？这个命题在“暂住证”起死回生的不同版本里渐次具有了超然的“永生”意义，在这个让人无奈又辛酸的宏大语境里，不管其“回生”的手段看似多么高明多么民主，其目的非正义是规避不了的——好比我们蓄意去伤害一个人，伤害的手段又听证又海选，这能掩盖伤害的事实吗？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宣告“自此以后，任何对余等效忠之人民，除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时加以限制外，皆可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入国。”据说这是迁徙自由权最早的成文法渊源。“暂住证”死了又活，看似是一种制度在体制内的博弈，其实已然异化为“牺牲多大的公民权益换得政府管制效益”的权衡——由此，话语权掌控在谁的手里是很关键的，政府有“维护和保障”的借口、民意有“践踏和侵害”的理由——问题是：一项制度设计不论其初衷是多么的善意，如果长期在管理权限和范围上自由裁量、顺着悖逆民生的“执法自由”放任生长，存在比废除显然更“恶意十足”；更进一步说，“暂住证”的生还是死不是逻辑高手比拼的口水游戏，应该是在法制框架下制度理性抉择的结果。
“暂住证”的命运为何如此“神奇”？背后考量的是行政执法的“神奇”与否。抛开公民的迁徙自由不谈，《行政许可法》也早规定了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六大事项，其中并没有为推行“暂住证”提供任何法理依据，超范围设定行政许可显然是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作为行政许可的暂住证制度一旦死亡，恢复它就等同于设立一项新的行政许可，按照行政许可法的精神，这种行政许可只有省级人民政府以规章的形式才可以设定，并不是城市有关部门说生还就生还那么简单。政府部门的朝令夕改，纵使便捷了管制效率，怕也是以牺牲行政权威为高昂代价的吧。
我们对暂住证如此敏感而恐惧，在于“暂住制度”生还的背后很可能也复活了二元社会的身份制度：那种以地域为框架的“身份鸿沟”带来的是两种水平与质量的权利、福利和自由，一个城市划成两个阶层。市场要神奇地配置资源，则人与人的主体关系只能由契约决定，人的“自治性”理应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城市必须由没有身份界限的具有平等主体性的公民自治参与——也正因如此，割了辫子或换了马甲的一个个“暂住”制度，已然窒息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创造性和对政治权利的合理诉求。而当“暂住证”妖异成某些部门“融资法宝”的时候、当无证者面临“查证忧虑”和“错罚凶险”的时候，我们仰望的种种光芒四射的权利之上，谁会给我们一个最廉价的、叫做“免于恐惧的自由”呢。
城市有没有准备好宽阔的胸襟和宽敞的里弄为修鞋的、卖菜的和老板精英们平等地开一扇大门——拷问着一个个标榜自己宜居的城市的能力和气度，那些个为我们城市卖命的异乡客，我们真有脸面叫他们再掏一笔莫名其妙的钱为流血流汗的城市买个“暂住”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