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报今日报道:最近，杭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布《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修改草案)》，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喝醉了酒的乘客，如果没有头脑清醒的同伴陪同，出租车司机将可以拒载。当地一些市民认为“不人性”———“出租车拒载醉酒者只能说保护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而忽视了醉酒乘客的利益”。而法制办称，制定这一有争议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发生因醉酒乘车引发的各种纠纷。
与上述市民的看法不同，笔者觉得，出租车“拒载醉酒乘客”的规定，并没有多么“不人性”，相反倒是合乎公共理性的。
诚然，醉酒乘客有需要照顾的一面，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忘了，他们更有危险性的一面。出租车“拒载醉酒乘客”，其保护的显然不仅只是司机个人的利益，也是包括其他乘客在内的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利益。试想，一个行为失控人坐在出租车司机身边举止张狂，其行车安全如何保证?对其他车辆以及行人的安全难道不是一种风险?
我们再从醉酒行为的发生逻辑上来看这个问题。虽然，应该承认，一个醉酒的人其行为能力是处于受限制状况的，需要被照顾，但与其他行为能力限制的人群，如精神疾病患者、未成年人等完全不同的是，一个人之所以醉酒，一般来说都是其自觉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不可避免的一种客观情势。因此，对于这样一种行为，给予一定的惩戒如“拒载”，让醉酒者为自己的醉酒付出必要的社会代价，我想，无论于情于理，都应当是合乎逻辑的。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刑法》才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醉酒者就只应讲惩罚而不讲“照顾”，但在我看来:首先，这种“照顾”首要的承担者应该是其身边亲朋等监护人而不是社会，关于这一点，草案中已说得很清楚:“如果没有头脑清醒的同伴陪同，出租车司机将可以拒载”;其次，具体就醉酒者现实的“照顾”需求而言，应该不是出租车而是救护车———如果我们承认，从生理健康的角度看，醉酒其实也是一种疾病的话，因疾病而寻求医生救护，无疑不仅人性，而且理性。
□张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