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清波
最近，“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在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的“在中国，实现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一观点也得到许多人的赞同。
表面看来，吴敬琏先生的这一论点对中国的贫困群体来说是一大福音，是在为他们
说话。但实际上，其诡谬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一说法，在中国是否实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决于条件是否成熟，于是，在“条件究竟是否成熟”、“条件究竟包括哪些方面”等等争论之中，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被一再拖延，这对贫困群体来说绝非是真正的福音。
事实上，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享有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首先是公民应该具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应该努力地保障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政府必须竭尽全力救助失业人员，此举不是慈善行为，不是恩赐，而是应尽的社会的责任。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是福利型国家，还是市场取向的国家，都把社会救助看成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是穷人，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其收入低于贫困线，就有权利申请救助，或者说，个人需要时接受社会救助是一种法定权利。
我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所以，建立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维护公民生存的底线，是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责。政府部门不得在这方面和公民讨价还价地“讲条件”，不得对公民附加各种苛刻条件，不得以各种“条件未成熟”的借口来推脱、拖延，而必须义不容辞地去做。
因此，从条件是否成熟的角度来评判是否应该建立全民低保，隐含的潜台词就是条件不成熟就可以不建立全民低保，而条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何时成熟往往存在争议，可以给政府部门推卸责任提供借口，于是，享有低保这一现代公民的基本法定权利就可能无法得到及时保障，这对于公民、特别是贫困群体来说，是不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