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大摩“活招牌”的谢国忠离开了大摩，据推测是他的意见与所服务的公司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在措辞强烈的批评电邮被泄露、成为公开信息、引起激烈争议之后，大摩在亚洲金融中心之一的新加坡面临尴尬处境。
作为世界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不会因为属下研究者一两句“越界的”狂言，放弃金融热土东亚桥头堡中的领先位置。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利益在所有企业至高无上的地位，
资本与理论的对峙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存在，包括那些标榜研究独立、公正、客观的企业。
大摩与谢国忠双方的沉默，暴露出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潜规则，一旦破坏，就得离开。
谢国忠之所以闻名于世，除了准确的预言之外，还因为敢言人所不敢言，此次越界言论就是代表。他走出了投行数据分析，试图慷慨激昂地点评某个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
作为一个研究者对于经济模式作出点评并不过分，更何况，这一模式在区域范围内还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国企与社保等一系列制度建设都与这一模式密切相关。对于新加坡经济模式得失的探讨不仅是必要的，还应该继续深入。
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标志之一是能够容忍挑刺的乌鸦嘴，容忍度越大证明机体越健全。如果自由市场连不同的经济理论与批评声音都无法容忍，只能说明这一经济模式本身存在隐患。一个强有力的市场经济，不仅会提供各种经济利益群体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更会通过合理的机制吸收各种意见，达到利益的平衡。表面风平浪静，暗底激流涌动，或者对于批评反应过度，是亚健康症候。
也许正因为谢国忠这代人受惠于国运与时机，得以从中国的普通农民或工人等既定的身份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知名的金融人士，才了解真话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理论家的言论不必要事事准确，但应事事真切、来自现实、发自内心。
相比其他投行研究者，谢国忠显然更为大胆直接。他是出了名的唱空者，也因此成为出了名的乌鸦嘴。早在两年前国内房地产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就喋喋不休唱空中国楼市，主张严控外资炒楼。说实话要付出代价，谢国忠也不例外。由于在谢国忠、史蒂芬·罗奇等人唱空国内楼市的同时，大摩大力投资国内房地产———去年至今最少投资约60亿元人民币———并因此被国家发改委点名，这不仅使得谢国忠成为许多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的肉中刺，也让他成为许多国内房地产投资者眼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军”，差点被淹没在外资阴谋论的口水之中。但不顾这些，谢国忠仍在两面树敌，一方面指责大量外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而涌入内地房地产市场，使大摩不得不出面解释，另一方面批评国内的加息政策只是“一种警告性措施”，没有勇气戳破房地产泡沫。
投行自然欢迎充裕的资金与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这为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商机，也带来无限的技术创新可能性。市场主体虽然需要乌鸦嘴来为他们指出隐藏的风险，不过，与未来的健康相比，眼下的热钱更让人心动。与其说谢国忠的离开是双方对潜规则的尊重，不如说是对利益的渴望。看来，要巩固金融机构研究人员的理论与投行业务分离的成本，并不容易。
货币过剩是日渐泛滥的国际现象，泡沫风险无处不在。如何为纸币寻找到定位之锚，正是谢国忠这一代经济界人士的主要任务之一。如果我们不主动刺破经济泡沫，将被泡沫所吞噬。(叶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