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成立的消息引起了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据10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9月26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在线调查(3919人参与)显示，79.7%的人对医改新方案充满期待；58.7%的人认为“政府投入切实用到百姓身上”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能否避免部门利益主导改革，则更被视为最大考验。
所谓部门利益，是指行政部门偏离公共利益导向，追求部门局部利益，变相实现小团体或少数领导个人的利益，其实质就是“权力衙门化”与“衙门权力利益化”。据近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当下，部门利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部门利益最大化。当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部门(包括一些虽已“公司化”但仍有行政管理权的机构)不仅作为一个行政主体，而且还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没有完全落实职权法定原则，相关职权又处于调整之中，一些部门便从“部门利益最大化”出发，努力巩固、争取有利职权(如审批、收费、处罚等)，冷淡无利或少利职权，规避相应义务。集中体现为超编(部门领导通过扩张政府部门来扩张自己的权力)、超支(突破财政预算、拓展预算外收入)倾向，极端体现是部门领导个人或集体腐败。二是部门利益法定化。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制及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央机构存在借法律规章来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现象。如通过“职权法定”、“行为法定”与“程序法定”使部门利益法定化。有些政府部门利用政策资源优势，在制定有关法律草案时，千方百计为部门争权力、争利益，借法律来巩固部门利益，获取法律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三是部门利益国家化。部门代表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本应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有些政府部门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为积极巩固、谋取本部门利益，将部门意志(其实往往是部门领导或小团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或将国家意志歪曲为部门意志，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借维护国家利益之名，强化行业管理之由，行谋取部门利益之实，使部门利益出现比较严重的国家化倾向。
据悉，医改涉及政府11个有关部门，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场、角度，如何平衡和协调并非轻而易举。一位熟谙“官场规则”的人士表示：“能否避免部门利益主导这场改革，将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重要考验。”人们担心，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有可能使医改新方案成为权衡和妥协的结果，而不是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满足。特别应当看到，我们国家的情况比较特殊，突出表现在人口众多，且农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高。在新医改方案中，如何充分体现农民群体的卫生保障权益，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目前，中国农民仍然是缺乏内聚力和社会制衡力的弱势群体，农民阶层中所具有的保守、政治意识淡漠、容易异化、难以组织化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其受教育机会亦有限。可以说，他们缺乏与城市里有组织的强势利益集团展开平等和公平的竞争的能力。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非但数量少，也不够健全。如果我们在制度安排上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新的医改方案能否让广大农民满意，恐怕就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其实，人们并不奢望新一轮医改能够一劳永逸，实现绝对的合理和公平。只要让多数老百姓能够在新的医疗体制中从容就医，基本医疗能够得以保障，这样的医改就基本上让老百姓满意了。
还须要指出的是，即使良好的医改方案出台了，但如果执行不力，医改照样有“崩盘”之虞。本次调查显示，47.7%的人担心“执行不力，再好的制度都走样了”。这种忧虑是有理由的。人们早已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政策、法规因执行者的私利而被任意伸缩和变样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比如，近年来国家为稳定房价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一些地方仍然采取各种变相手法提高房地产价格，不惜损害百姓切身的利益；我们虽已出台了多部环保法规，但在一些地方没有上级的严格督促，法规即如橡皮泥一般被任意揉捏，公共环境事故时有发生；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土地调控，但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与当地开发商沆瀣一气，形成某种利益机制，对中央的决定置若罔闻，囤积、滥用土地的问题频仍发作。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与完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制度，切实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如此，医改的阳光是难以普照民众的。作者：薛克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