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北大教授郑也夫在自己的博客上“搂胳膊，卷袖子”地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指名道姓地陈说原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像郑也夫这样直接点名质疑并称对方为“二流学者”的，并不多见，非议和争论也由此而起。在接受采访时，郑也夫表示：“社会学界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也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10月9日《南方人物周刊》)
郑教授将社会学界和臭名昭著的中国足球“混为一谈”，实在是有些语出惊人的。
郑教授认为，景天魁之所以会当选，与其所长的职务大有关系。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人们各有自己的判断。不过就现实而言，某些人凭借行政职务、依靠权力来攫取学术身份、获取高级职称，却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在笔者看来，将社会学界存在假黑比之于中国足球，应该说还是很有可比性的。
一方面，官本位盛行，权力主导学术和职业竞赛，学术规律和行业规律得不到有效尊重。中国足球界长官意志盛行，球迷意见和俱乐部利益得不到尊重，竞赛规则朝令夕改，职业联赛管理者唯上级领导和政绩是从，经常将自身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而学术界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权力操控学术之下，往往是“天下好处官占多”。即拿最寻常的评职称来说，许多时候并不是学识在起决定性作用，某些能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者，常常当仁不让地拥有在他人作品或科研成果上的署名权，评职称可藉此一路高升，短短几年就可跃至最高一级。至于说“一线科技工作者实际待遇无法落实，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真正搞科研的人往往却没有科研经费”等，也大约很少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
另一方面，却是对假与黑缺乏有效的问责和治理。中国足球打黑除恶曾经貌似轰轰烈烈，但除了一个龚建平被司法处理之外，其他的黑哨却从容地逍遥法外。同样，在学术界，除了极少数被舆论监督到的剽窃者外，那些堂而皇之的假黑主导者、获益者也大多安然无恙，继续扮演既得利益者的角色。
而其间的共同之处，却在于权力的错位。需要权力回避的时候，权力却大行其道；需要权力发挥应有作用的时候，权力却无所作为。正因为如此，假与黑才在这两个相去甚远的领域一起泛滥了起来。这说明，在权力错位之下，天下不可能有完全的净土。即便是那些看起来纯净度较高的地方，也难免斯文扫地。
学术和权力，就其品质和价值观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者很难相融——前者意味着独立自由，后者意味着遵守服从。倘若学术上的独立自由被上命下从那一套所取代，学术大约就已不成其为学术，出现变味变色自是在情理之中。
所以，要解决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存在的假黑问题，根本的一点还在于约束权力，改变学术行政化的现实，让权力以适当的面目在学术领域中出现。学术资源的分配，不应仅掌握在少数行政领导手中，而应该由中立的、专业的专家评审组来决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制更应尽快建立起来，而且整个评价的过程必须完全公开，相关的学术著作应予以公示……总之是不能再任由权力搞暗箱操作，而必须透进阳光，让一切都公开透明。
还是让学术的归学术、权力的归权力吧，如此方不负郑教授一番质疑之美意。作者：孙立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