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熊丙奇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和谐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地分配。而教育公平则为每一位社会成员在社会博弈中提供了实现利益均等的机会。坚持教育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但是当前，我国实施教育公平依然存
在各种阻力，如果不重视排除这些阻力，并采取切实措施，那么人们所期待的教育公平，很可能沦为“镜花水月”。
我国推进教育公平，面临四大阻力：政绩阻力、民众阻力、融资阻力、惯性阻力。
一是政绩阻力。政绩思维下的教育，要突出亮点，要建设标志性工程，而教育的亮点和标志性工程，在很多地方政府教育主管看来，就是重点学校。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在国家要求取消重点校，办学不分重点、非重点之后，又推出示范校等种种名堂，总是想出各种办法，让重点学校“名亡实存”。
二是民众阻力。不少地方政府政绩引导的办学思路，实际上还有“民意基础”。由于经费局限，而可能出现的“好学校办差，差学校没办好”的情况，这正是民众所担忧的——一些经济条件不错，同时也拥有“话语权”的家长，往往就会施加压力，防止这种情况出现；而政府在大家日益提高的教育质量要求下，也就难以作出均分蛋糕的决策。最近，沈阳市城区254所中小学1977名教师实行义务教育师资轮换制，就受到很大的阻力，原因就在于，这种轮换可能会牺牲传统名校的特色与质量，而且由于教育投入不足，也可能使这种轮换难以持续——城区内的轮换尚且如此，城乡间的轮换、地区间的轮换就更是困难重重，医疗问题、文化问题、家庭问题等等，都得面对——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是“为公平而公平”。
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近年来人们一直呼吁要重新分配重点大学的地区录取名额，这种呼吁，也受到现实的阻力。对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大城市原有政策的得利者来说，就坚决反对重新配置名额的改革——试想，如果把清华大学在北京的328个录取名额(2006年计划文科25，理工科303)，缩减到全国各省市平均数110人(还不按人口比例)——这只是原来规模的三分之一，北京市民会答应吗？把复旦大学在上海录取的名额，也砍为全国平均数110多人，那么将在上海考生中造成怎样的局面？因此，理想的设计，一到现实就会碰壁。
三是融资阻力。发展教育需要资源，这仅靠政府的投资是不够的——更何况不少地方政府根本就无意增加教育这类非物质性生产的投入——需要吸引社会资金。怎样吸引社会资金？我们的思路，是将教育作为一项“产业”——很多教育主管官员不承认这一提法，但在实际操作中，走的正是这样的“路线”——把优质的资源民办化，用教育质量的差异，来开拓教育的“市场”，来作为收取高额学费的理由。在不少地方，公转民的小学、初中，均是最好的学校，这些最好的学校，收取高额的学费，拥有最好的师资。这些学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已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免学费的法律，架空成一纸空文。
在高等教育方面，近年来大家一直在批评重点大学地方化的趋向，几乎所有重点大学，在办学当地的招生规模，都远高于其他地区，而且，有的重点高校在当地的招生规模，已接近或超过所有招生数的一半。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于这些重点大学，获得当地政府大量的经费投入，很显然，学校就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业发展上“回报”当地政府。同样，我国高校的地方分布极不均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很大程度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
四是惯性阻力.发展教育公平，还遭遇“惯性阻力”，一是环境惯性，由当前教育不均衡现状、教育投入管理模式以及社会诚信环境形成；二是思维惯性，由简单而绝对的分数公平标准与特权意识形成。
在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根据经济学的马太效应，教育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没有积极的外在措施，将可能更加严重。贫困地区，教育落后导致人才匮乏以及教育观念落后，这将进一步影响教育的发展，而发达地区，人才聚集、信息畅通，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教育，会拥有进一步发展的人才优势、资金优势。从目前我国教育投入、管理体制来看，还无法根本改变教育财政支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而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些差异会加剧地区间的教育不均衡发展。
总之，教育公平问题十分艰巨，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其路漫漫。我们发展教育公平，必须直面以上阻力，否则，我国的教育公平很可能在缩小教育不公的旗帜下，行拉大教育不公之实。(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编审、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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