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颖
韩寒和白烨的博客之战，接下来的梨花诗及脱衣诗人之战以及当下正激烈的中国当代文学之存在与否的论争使一向冷静的文学界突然热闹起来，作家和诗人们纷纷挤进明星们统治的传媒娱乐版，赤膊上阵图穷匕现地互相PK起来，一时之间唾沫乱飞污泥四溅好不热闹。
我没有兴趣加入到阵营的哪一方。更不想在这场泥浆大战中分一杯稀泥回家敷脸。但我有些同意“无论什么坛，最终都是祭坛”这一说法。而且，我觉的这句话还太斯文太厚道。如果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而言，我认为把“祭坛”换成“痰盂”也许更为合适些。我觉得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有很多事情是文学人自己搞坏的.对于当下这种日渐败坏的文风和学风和萎靡的精神状态，许多作家，出版人和编辑都是有罪的.
作为一个写了16年文章，并最终没有把自己搞进什么坛的写手来说，大家尽可以把我这种激愤理解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嫉愤。说实话，在最初写文章的那些年月里，我确实想把自己搞进什么坛，并为之拼命努力过。这些都是使我一生都后悔并深以为耻的事。
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我最初爱好文学是从写诗开始的。当然，也和许多初学者一样渴望进入诗坛。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入诗坛的主要途径便是发表诗歌。当时，与我想法一致的人还很多，因此诗歌刊物也算景气，发行量上万甚至10万的刊物也不乏其例。编辑们通常也比较牛。虽然不敢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凭着名气走州吃州走县吃县，背后跟着一串手中拎礼品怀中揣诗稿，眼中闪放着企盼眼神的男女文学老中青年们倒是很有可能的。
我曾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场面。但因为不太懂送礼且又没有让编辑感兴趣的身材，因此总是在外围，当凑人数的初级粉丝。而混得进内圈的，都是一些懂得有“舍”才有“得”的人。他们舍一些财物或别的什么东西，得到的则是梦寐以求地把手写诗变成铅字诗，并逐渐被人叫作诗人，进了坛。
后来，诗没有那么吃香了。诗歌刊物也开始逐渐愁嫁了。某些刊物便开始出现“刊授”和“函授”的创收模式，以此来稳住发行量或增加收入。参加的方式，有的是订一年刊物即成为会员，有的则是以30到200元不等的价格进行收费。会员享有接受编辑几次的有偿看稿，还可以享受发表一首或数首小诗的待遇。这对于热切渴望入文坛的发烧友是有用的。我便是其中之一，在写诗的那些日子，我怀着强烈的发表愿望参加了N个刊授班，发表了N首诗。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九十几首诗歌，有三分之二是这样发表的。其中还不包括帮编辑们卖自费诗集作交换发的。
眼见着写诗越来越耗钱，对于低工资的我来说已渐成高消费。于是改爱好去写小说。不知是我的文笔更适合写小说还是因为小说编辑们的编风更正些，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相对更少地遇到写诗时的尴尬。写的中短篇小说也逐渐发表了出来，虽然稿费不高，但毕竟不是负数。很多老编辑的无私帮助，使我对文学充满了信心。我于是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写作，也发表了更多的作品。但就在这时，有些已先期进入坛的文友，传出一个令我感到震惊的说法：曾颖作品之所以好发表，主要是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女孩子。我最初不以为然，但在一次笔会上，一次亲身经历让我崩溃。我亲耳听到一位曾为我发表作品的编辑问另一个人：“曾颖来了？她漂亮吗？”
那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一次经历，我第一次为自己的性别感到羞愧了。心中暗恨我那想儿子出类拔萃的母亲给自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