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每天吞云吐雾的人来说，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今天发表的一个报告也许会促使他们尽早戒烟。这位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专家指出，大约一半的吸烟者最终死于烟草引起的疾病。
但中国的事实是，大多数吸烟的人虽然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却仍然不能自控，甘愿走在“慢性自杀”的路上。正如这位知名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吸烟者，多数是低收入群
体，价格低廉的烟草占据了主要市场。林大庆教授也据此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他相信，这一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
老实说，我丝毫没有林教授的乐观，对于一些连死都不怕的烟民，你抬高点价他们就怕了？我也进而担心，这些连死都不怕的烟民，如果买不起烟，他们会去做些什么？
当然，我这并不是在暗示他们会去作奸犯科，也不存在对烟民的道德歧视。只是我们应当承认，多数的犯罪问题，都是由欲望产生的。我们的制度设计，要立足于人性，要防范人性的恶，这才是作为他律机制的法律的本旨。制度不能把人催向绝路，然后再用一条设计好的法律在绝路的尽头守候。用一句行话来形容，就是不能“开着水龙头拖地”。制度就应该想办法关上水龙头，不让水流出来，这样拖把才有可能把脏水拖干净。
在控烟问题上，这个开着的水龙头就是，为什么吸烟的绝大多数是穷人？为什么穷人明知吸烟有害健康，又得付出不少银子，却仍然要抽﹖我曾观察过周围的一些烟民，最初他们抽烟，都是看周围的人抽，也试着抽，于是逐渐抽上了。“抽上了”的烟民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随大流，看到多数人抽自己才抽；一类是随性情，当心中郁闷无法排遣，不抽就无法平静。当然，多数抽了也无法平静，但抽总比不抽好，因此只好这么抽下去。在制度设计上，前类烟民其实不须多费心，只要抽的人少了，他们自然就觉得没趣，跟着也就不抽了。后一类烟民，则需要重点研究，并将之作为重点防控的对象。
人生而会吸奶，但不会抽烟。对烟草的依赖，并非人的自然欲望。因而，我相信烟草是可控的。控烟的前提是弄清楚穷人离不了烟的原委。富人当然也有抽的，但穷人更容易“破罐子破摔”，反正是个穷身体，抽死也不怕。如果抽烟的穷人有这种心理，我们的社会肯定是出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应当是反复向穷人宣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让穷人知道，其实他们的命和富人一样珍贵。
穷人有时抽烟是为了发泄，送了几条好烟去“传递价值”，结果只“成就”了“你”而不包括“我”，怎能不郁闷？当“送”是一种无奈时，穷人往往选择抽廉价烟来排解内心的苦闷。如果抽烟的穷人有这种心理，我们的社会需要做的，则应是努力校正这种贫富日益悬殊的现状。我们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一部分特权起来，更不容许这少数人的富是建立在大多数人日渐贫穷的基础上。当社会分配的不公更多是由穷人承担时，当穷人的不公无法利用其他方式排解时，试图以提价的方式来达到控烟的目的，也不过“缘木求鱼”罢了。
抽烟穷人多，其中原委，说千道万，其实都跟“穷”相关。穷得不公，所以郁闷，因为郁闷，所以吸烟，吸烟成了一大文化图景，所以更多人吸烟。控烟的方法有多种，提价是一法，但如果开着致人吸烟的“水龙头”，光提价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要切断穷人吸烟的源，大致有两类方法，一是德兰修女式的，劝导贫苦的人安于现状，接受命运，“与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把贫穷当美好，一个物质贫乏但精神并不空虚的穷人，是没什么理由抽烟的。二是尤诺斯式的，支持穷人摆脱贫困，走出烦闷的阴影，一个生活有了奔头，未来有了希望的穷人，也就没了多少排解内心苦楚的需求。
从中国的精神传统出发，从人民主权的国家性质出发，从共同富裕的目标出发，我们似乎只能选择后一种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