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洪巧俊
题由：根据零点调查公司最新发布的调查，公众对法官的信任度排在前三位。但农村居民对法官的信任度比城市居民低。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与他人发生纠纷后，选择司法部门来解决的比例只占14.9%，且满意率只有37.1%。由此看来，“气死莫告状”这样的训诫至少在现在的农村司法环境中，算是更现实的选择。(见本报今日12版)
据调查，农村居民相信“大家都讲诚信”，相信程度要比城市居民高出17.6%，为何偏偏不信任法官呢？且“城乡差别”这么大，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奇怪。农民对法官信任度不高，并不是农民法律意识不强，应该说是多方面形成的，但主要原因还是司法体制上的弊端；少数法官裁判不公、贪赃枉法；一些生效的裁判得不到执行等都是影响法官信任程度的因素。安徽阜阳颍上县八里河景区一个农民承包的80亩鱼池被毁，发生了合同纠纷。法院立案后9年未开庭审理。这样久拖不审，让农民蒙受巨大的损失和冤屈，能不破坏司法的公信力？
法官信任度“城乡差别”如此之大，是一些法官认为农民老实、没有背景，像柿子一样好“捏”；另一方面就是对农村基层法庭缺乏有效监督。记得2004年4月《半月谈》刊发了《一名原告的自述：“我被一名法官榨干了血汗钱”》的文章。张子海本来就是因“血本无归”去打官司，打官司是为了讨回自己的“血本”，但张子海从拿到《民事调解书》始，不但一分钱没拿到，却为黑心法官薛懿付了4万多元的吃喝玩乐账，最多的一餐饭就花了6000多元，相当于农民张子海一年的收入。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农民梁卫保去红旗区法院找法官张其江打官司，钱没拿到一分，还倒欠法官张其江5万元。原因是这名主审法官向案件当事人索取“活动费”，当事人无钱支付，被迫打下5万元的借条。后来，因梁卫保没有及时支付此笔“借款”，张其江持借条将案件当事人告上法庭，要求偿还借款。经过庭审，法院居然判决梁卫保偿还“借款本息及滞纳金”等共计76万余元，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被誉为“天平”的法官，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索贿，榨取受保护人的钱财，让保护人的合法权利不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遭受其害。而作为国家法律审判机关的红旗区人民法院，不是有错必纠，而是胆大妄为地袒护违法乱纪的法官，居然说违法的程序是“符合有关法律程序，不存在徇私枉法”。这样的法院，这样的法官又如何叫农民去信任他们？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的司法之基，更是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法官的立身之根。我们知道，“一颗老鼠屎，可坏一锅汤”，即使只是个别法官欺负底层“老实人”，沦为法律的践踏者，也很容易使那个阶层的人对法治产生不信任感。规则一旦被手握“天平”的法官破坏，规则的力量也就荡然无存，法官的诚信也就轰然倒塌。
历史经验证明，司法公信力的丧失，与司法人员对权力的滥用是分不开的。像薛懿、张其江这种卑劣的法官，成为法官界的“害群之马”，让公众对法官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这也难怪农村居民对法官难以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