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任剑涛专栏
11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终于浮出水面”。官方智库的浮出水面，让国人看到了国家权力对于知识和智慧的重视。在过往的国家战略决策中，我们仅仅只有非机构化的谋士传统。这自然是与古典国家结构和革命时期的非常状态相一致的。
在古典国家中，专制皇权需要的是忠诚至上的谋士，当然很难将国家的战略谋划结构化。即使有谏议机关，也仅仅能发挥一下完善既定决策的修饰作用。
在革命年代以及革命气氛浓厚的岁月里，革命领袖的个人智慧与个人崇拜相贯通，就是谋士，似乎都显得有点多余。领袖个人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洞察一切”注定了个人的一闪念就是国家的大政方针。随着国家的发展，改革将国家机构不同部门的职能加以了有效区分，谋与断有了一个现代分化的契机；开放使得人们看到了西方国家决策机制的合理性，专门从事战略研究的谋划机构应运而生。智库就此有了发生发展的历史机缘。这个时候，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依靠领袖人物的拍脑袋，而是依靠智库的深入研究与领袖的当断则断，决策的合理程度当然就有了相当的提高。
但是，根据现代国家的经验，仅仅有官方智库还是不够的。官方智库有其优势，那就是可以及时满足官方的政策研究需要，进行适时的政策研究计划。而且因为与官方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即时将政策研究转变为实际政策，并且保证政策转变、研究延续具有某种互动性质。
可官方智库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劣势。一方面，官方或半官方的智库定位，内在地限制了智库人员的眼光，他们大多围绕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观意图展开研究活动，所看到的问题，所求得的解答，所提出的方略，大致不出国家权力已经察觉到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研究大多受国家机构的委托，经费来源也受国家权力系统的限制，因此，他们的外在活动半径也就受到影响。他们缺乏组织的独立性，缺乏组织的自我整合和自我确认。再一方面，由于直接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使得官方智库所出的任何计谋，都与社会、市场产生“天生的”距离感，也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张力勾连起来，从而加剧了对策研究的单一性、粗糙性与低效性。
这就是民间智库在发达国家越来越为人看重的原因之一。民间智库自然也有其局限。它对官方的需求理解可能是不及时的，对于政策制定复杂性的把握也可能不到位，而且因为不是基于官方的需要进行的研究，研究的学理与对策可能不对应，使得官方的采用几率大为下降。但是，民间智库也有官方智库不可能具有的优势:因为不是投合官方需要进行的研究，所以研究的超然性保证了研究的客观合理性。也因为不是跟官方眼光太贴近，所以能够提供另类视野，保证了对策研究的多元性。还因为是“民间”的智库，它的研究借助传媒和非正式的渠道传播，既使得国内民众发现不同的政策思路，也使得国家与国家间可以更多地观察到别国内部具有的不同政策主张，从而增强了政策选择的弹性，降低了政策选择的僵化走向。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并存，还使得二者之间展开政策研究博弈，促使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借助更多的社会智力资源，提升政策决策的智力支持水平，保障政策决断的理性水平和政策决断与执行的质量。
更为重要的是，民间智库的存在，乃是一个显示国家处于国家-社会二元化的健康状态的指标。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官方智库，毕竟还是“一个”统一的官方。国家还可能处于通吃的状态。而民间智库的存在，既显示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空间，也显示出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尊重，更显示出官民健全思维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国，民间智库虽然只能拾遗补阙，但却不可或缺。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