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 乐艳娜  实习记者/李梦

　　2009年3月，在《东盟宪章》生效3个月之际，《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履新不久的中国驻东盟首任大使薛捍勤。

　　作为资深外交官和外交部法律顾问，薛捍勤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专业、干练、精力充沛。实际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女外交官刚刚结束了一段繁忙的“空中飞人”生活——从上任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她的足迹从广西、云南延伸到东盟五国，还出席了在泰国举办的东盟峰会开幕式。

　　中国驻东盟大使目前是“暂不常驻大使”，办公地点设在北京。“暂不常驻大使”不是特使，与中东问题特使、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和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的定位和工作方式不完全一样，这对于曾经担任过外交部条法司司长、中国常驻荷兰大使的薛捍勤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

　　“我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活血化瘀’”

　　《环球》：从常驻大使到暂不常驻大使，您对这份新工作有什么样的看法？

　　薛捍勤：《东盟宪章》规定，它的伙伴国可以向它派驻外交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从2008年12月15日《东盟宪章》生效到现在，已经有十六、七个国家任命了大使，其中一部分像我一样是暂不常驻大使，其他是兼任，这主要是由于东盟组织内部各种机构尚在建设的过程中，在目前情况下，对东盟大使来说，在本国工作可能更好。

　　《环球》：您曾谈到，首任中国驻东盟大使的主要职责是“联系、沟通、协调、献策”。您能从就任3个月来与东盟交往的经历，具体阐释一下这八个字吗？

　　薛捍勤(笑)：我就任以来还没有向媒体汇报过工作呢，你们杂志是第一家。

　　过完年，我先去了广西和云南，因为这两个边境省、区跟东盟国家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广西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已经举办了五届，届届都很出色，与东盟的合作有了很好的基础；云南跟越南、老挝、缅甸接壤，是我们走向东南亚的大通道和门户。先到这两个省进行工作调查，主要是想了解地方政府对开展东盟合作已取得的成就，现在正进行的工作和下一步的需要。

　　接下来，我访问了东盟的5个国家。先到了新加坡，新加坡在东盟国家中经济最发达，和我们的合作关系和经贸往来相对来讲是最深的；然后到了印尼，一是去拜访东盟秘书处，会见了东盟秘书长素林博士，二是与印尼方面主管东盟事务的官员进行了工作会谈；接着到了文莱，文莱目前是负责代表东盟与中国联系的协调国；离开文莱，去了越南，越南是新东盟成员国之一，继泰国之后将是下一任东盟主席国；最后到了泰国，与东盟主席国进行了工作会晤，接着正好出席东盟峰会的开幕式。

　　东盟峰会开幕式的特邀嘉宾除了已任命的驻东盟大使外，还包括仍健在的所有东盟前秘书长、对东盟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官员。这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正好可以一下子结识很多我的同行。

　　这两趟工作访问都很有收获，对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我有了很多感性的认识。从国内来讲，到了南宁，一出机场，在迎宾大道上首先看到的是东盟十国的国旗。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央制定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在地方和民间有着很深的民意基础，这让我感到很受鼓舞。

　　去了东盟五国后，也明显感觉到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友好，它们对开展跟中国的合作寄予厚望。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文化纽带和传统友好关系源远流长，群众基础非常好。这是我们对中国－东盟关系抱有信心的基本形势判断。

　　我在与泰国外交部次长谈到中国－东盟关系时，引用了中国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他说，对啊，朱镕基总理当年还说，我们不光是邻居，我们还是一家人。

　　《环球》：对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有些国家的部分媒体还心存疑虑。

　　薛捍勤：目前，我在正拜访各个有关部委了解情况，因为迄今中国与东盟之间搭建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平台，在11个领域开展合作。到2010年，我们要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下一次东亚峰会上将要正式签署货币协定，那就等于宣告中国－东盟自贸区要正式开始启动。

　　有人对这个自贸区能不能顺利进行，东盟能不能受益，将来会不会产生对东盟不利的竞争状态，从而达不到双赢的目的表示担忧。我认为关键是要看怎么去做。世界上所有的自贸区都要有一个逐渐协调的过程，同样，中国－东盟自贸区也要有一个相互市场的培养、相互合作和调整的过程。刚开始时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和精诚合作，自贸区一定会为本地区的共同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同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完全能体会东盟国家的心情。

　　国家间、国际组织和区域间合作需要经常性的沟通，不能等到疑虑矛盾产生了才来化解。我曾说过的这八个字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活血化瘀”，不断地增信释疑。

　　这就是我这3个月来的工作。东盟十国我还有五国没去，还要继续跑，这样才能对东盟有个整体的认识，这对于确定我的工作思路非常重要。

　　“东盟一体化可以走不同于欧盟的道路”

　　《环球》：您在东盟五国访问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东盟有没有什么计划来应对经济危机呢？

　　薛捍勤：我的感觉是，东盟国家已明显感到经济上的寒冷。他们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是很担心的，十分寄希望于东亚的合作。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都是外向型经济体，都要靠北美、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消费来支撑我们的经济。而现在，中国正考虑国内产业升级，改变经济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进一步地培育、发展国内消费市场，东盟国家也是一样的。希望通过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从金融到经贸，培育我们的共同市场，这样就可以不再需要完全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逐步增强抗风险、抗灾害的能力。

　　《环球》：前面您也提到过，许多国家都任命了驻东盟大使，这意味着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随着美、日、澳等大国与东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东盟的主导地位是否会受到影响？

　　薛捍勤：在与东盟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而且这些年来我们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中国真诚地希望通过一体化进程来促进东盟各个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最根本的。只有让这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摆脱贫困，才可能维持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10+3”这一机制，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与东盟建立了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跟东盟国家一样，我们认为这个合作关系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我们一再强调，任何合作都应旨在强化而不是淡化东盟。我们希望东盟坐在“驾驶员”位子上，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去年中、日、韩三国单独开会，以应对当前严峻的国际金融形势，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猜想，西方有的学者甚至发挥说，“10+3”的合作正在变成“3-10”。其实，作为东盟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日、韩三国的任何行动，无论是采取什么形式，其最终目标都是要推动东亚的共同发展，因为我们的发展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环球》：2月底的东盟峰会提出了《东盟共同体2009~2015年路线图宣言》，把经济共同体的实现期限从2020年提前到2015年。对于东盟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在2015年就实现经济共同体是否切实可行？

　　薛捍勤：这一路线图的设想非常宏伟，体现了东盟领导人的胆识。东盟三个一体化中，政治和安全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和社会一体化，最核心的是经济一体化，而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人曾将东盟划分为老东盟与新东盟。老东盟的几个国家本身经济发展也有差别，而新东盟中的老挝、柬埔寨和缅甸，都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这对东盟的经济一体化构成巨大的挑战。

　　这里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人们在衡量困难与否的标准上往往进行简单的比较，比如拿东盟比欧盟，好像只有经济水平差不多了，才能开始考虑经济一体化。其实欧共体在最初的阶段，各成员国在发展水平上也是有不小差距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的目标是缩小经济发展的差距，但达到这一目标所走的路径各区域可能有所不同。东盟一体化进程不同于欧盟的道路。东盟一体化进程开始时就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它是伴随着与外部的合作发展而前行的。

　　今年，中国要跟东盟国家签订建立中国－东盟中心的谅解备忘录，将来这个“中心”就设在北京。日本、韩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中心，它的宗旨是加强与东盟的全面合作。我们要在学习日本、韩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东盟关系的特点，把这个平台办好，办出特色来，广纳地方、企业、社团各个方面的力量，通过这个平台，强化跟东盟各国之间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当然，东盟国家自身的造血能力要不断地增强，这是最根本的，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东盟一体化的挑战更加艰巨。

　　“南海争端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

　　《环球》：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还有领土，特别是海洋权益方面的争端，近期也有关于这方面争端的报道。作为中国驻东盟大使，您如何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协调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薛捍勤：《环球》杂志是一个有影响的杂志。在这里我希望通过《环球》杂志澄清一个问题，这就是，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方面的争议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而是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争议。这方面的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国与有关南海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其他南海国家彼此之间。他们虽然是东盟成员国，但这并不能改变南海问题的性质。对于最近南海周边几个国家所采取的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中国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了外交交涉。我们始终认为，南海问题应根据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之上，通过双边谈判的途径和平友好地解决，这对于维护本地区持久的和平、安定与共同发展至关重要。

　　当然，作为法律顾问，我对南海问题的来龙去脉多少了解一些，我也愿意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促使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