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传统与现代的叠影里，在这神圣与世俗的交织处，可以看到西藏的“真身”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尕玛多吉 刘江 胡星 颜园园

　　傍晚七点多钟，春日余晖透过拉萨玛吉阿米餐吧的窗户暖暖地照到脸上。面前，一保温壶藏式甜茶，一碗甜甜酸酸的“扎西德勒”。旁边，一位头发烫得微曲、染成黄色的年轻女子，和她抱着相机的男伴，放下行囊，翻看着写满现代爱情故事的藏纸留言本。

　　时值淡季，店里的人不到十个。本刊记者看到，一窗之隔，八廓街上人流依然密密麻麻——右手转经、左手数珠、口中喃喃、神色虔诚、顺时针缓缓移动的信徒，拄着拐杖、弯腰九十度、盯着地面怕踩着微小生灵的老人，神情惬意地散步、新奇地东张西望、有的还逆向而行的游客，展示民族工艺品、小声吆喝拉客的小摊贩，下班、放学回家的当地居民……

　　拉萨八廓街东南角的玛吉阿米餐吧，曾留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动人故事。窗内窗外，阳光照射着古老又现代的西藏。

　　那些人来了，又回去了；这些人扎根在此，有的也走出去。不甘迫于生活的人们，来此追问生命；追问生命的人们，也返身生活。人群日复一日的流动中，千年大昭寺的金顶光辉宁静，藏地蓝天澄澈辽廓，时而漂起的云朵，是它的拈花一笑。

　　在这传统与现代的叠影里，在这神圣与世俗的交织处，在这安宁与喧嚣的融合境，一束阳光，照亮西藏千百年的变与不变，映射出人间沧桑，清澈如镜。

　　“藏漂”的舍与不舍

　　白西装，黑毛衣，绣花长裤，绣花鞋。在充满各色人等的“藏漂”中，衣着时尚的羽芊并不特别显眼。

　　十年前，汉藏混血的羽芊到拉萨探亲，对这个城市“一见钟情”，在这120万平方公里的神奇土地上“漂”了起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内地青年像候鸟一样不定期地漂在拉萨，一些匆匆过客灵感迸发，其中一位还画出《西藏组画》，出了名，他叫陈丹青。

　　本地人告诉本刊记者，“藏漂”流动性很大，每年在二三百人。他们中有些人干脆放弃从前的生活，在此享受自由而轻松的生活。与寻找成功机会的“北漂”不同，“藏漂”们自认是“精神上的漂泊”。

　　自身即是藏漂一员的羽芊曾深入了解过藏漂们。她把藏漂分为几类：对内地都市节奏快、压力大的生活方式心生厌倦，或在情感生活中受到伤害的人们，试图在西藏这方净土得到慰藉，疗治精神伤口；受到西藏独特文化吸引的自由艺术家，以西藏的自然景观、宗教历史、民间风情作为创作的资源和灵感；有钱而有闲的旅行家——“驴友”，定期聚在一起到西藏探险观光。

　　一位外号叫“鸡毛”的藏漂，在内地一家规模很大的外资企业做空调维修工程师，每天衣冠楚楚，受人羡慕。而漂在拉萨的几个月里，他整日身着铠甲，头戴锦鸡羽毛，身背弓箭，骑一辆修饰得很另类的自行车在街上游荡，俨然是愤世嫉俗的行为艺术家。

　　央金玛酒吧的老板、新疆姑娘丹丹也曾是藏漂。2007年第一次到拉萨，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儿的一切：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文化深厚，生活节奏缓慢。几个月前，她盘下一个小酒吧，维持基本生活，而多数时间在街上晒太阳、闲逛。

　　矮房子酒吧老板、东北小伙吴彪则自认没那么浪漫。他说在这里开酒吧就是为了赚钱，“西藏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没感觉，其实这里什么都没有。”但2002年第一次到西藏旅游后，“一回家就想回到这里来。”他不想酒吧里鱼龙混杂，故意把酒水卖得很贵，没人的时候就独自喝美国百威，听印度音乐。

　　西藏给藏漂们逃离压力和焦虑的选择，提供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独特环境。既不能过分功利，又要有一定便利，藏漂们绝大多数选择了西藏最大的城市——拉萨。

　　想逃离现代，又离不开现代。“藏漂”们的舍与不舍，是现代人对生存的追问。

　　“神鹰”与“天路”

　　面对现代，西藏人有自己的经历与眼睛。

　　日喀则市31岁的农民达瓦平措家住日亚公路旁，他对本刊记者说，当年父亲进城牵着毛驴，走着土路去，现在他进城，开着手扶拖拉机，走的是柏油路。他现在最想把土房变成石木结构，就像村里先富起来的人们一样。

　　上世纪90年代，一首《向往神鹰》曾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歌词作者扎西达娃对现代文明有着的西藏式的浪漫表述：

　　在每一天太阳升起的地方，

　　银色的神鹰来到了古老的地方。

　　雪域之外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

　　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

　　祖先们一生也没有越完的路，

　　啊，神鹰——

　　转眼就改变了大地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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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是写给第一代藏族飞行员扎西泽仁的。出生于农奴之家的扎西泽仁说，“我能健康地成长，并能成为一名飞行员，完全是因为我赶上了好时代。”

　　在西藏，藏族把飞机称为他们恭敬的“神鹰”，把青藏铁路称为“吉祥天路”。

　　“西藏人的生活要进步，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拉萨市边上塔马村支书格桑卓嘎日前在随团访问加拿大时说，“如果我们的父母想让社会一直保持不变，我们不会同意。就如同我们现在如果不让社会继续发展，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同意。”

　　对“现代”，西藏最早感受到其凶狠残忍的一面。19世纪前后，英国人屡次入侵西藏。1904年4月，英国人侵入西藏占领江孜。江孜军民紧急动员起16000人，凭借原始的大刀、长矛、梭标、弓箭，对抗英军新式火器，死守宗山城堡。8个月后，藏军弹尽粮绝，守卫者跳崖牺牲。如今宗山城堡的断壁残垣中，还能看到英军火枪的累累弹痕。

　　这个命运与当年广大中国内地相同。

　　而享受到现代化的便利，也一样在祖国稳定强盛之后。

　　西藏需要现代化，谁反对发展，“让他去拉萨河边三天三夜吃风喝屁，看他干不干？”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党委书记孙勇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

　　“香格里拉囚徒”

　　入侵西藏的西方殖民者，如今成为“香格里拉囚徒”，无法自拔。

　　1933年，工业文明受挫的大萧条时代，美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在西方人心中种下“香格里拉”情结：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神秘浪漫的世外桃源，带着东方主义色彩的幻象，直到现代金融文明受到讽刺性打击的今天，仍然挥之不去。

　　旧西藏不是从未到过西藏的希尔顿想象中的“香格里拉”。一位最早进入西藏的解放军战士回忆，“农奴们对主人与喇嘛，都非常害怕，那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恐惧，他们说话时，甚至都不敢抬头去看他们的脸，生怕他们一不高兴，惹来滔天大祸。”

　　95%以上的人生活在日日夜夜的恐惧中，这样的地方难以被称为“人间仙境”。

　　民主改革后，广大农奴获得了土地和自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他们感谢新生活，把解放军叫“金珠玛米”，菩萨兵；把毛主席看成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的化身。直到今天，许多农奴后代家中的佛堂上，供着佛像、菩萨像、宗教领袖像，还有毛主席像。

　　就在此时，向往香格里拉的西方人把对西藏的美化，一转而变为对西藏的丑化，持续了50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等对本刊记者说，西方人误读西藏，有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人重辩证思维，思考问题强调对立的交叉与和谐，西方人思考问题重对立的矛盾和斗争。但这个误读更是由于情感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偏见，他们的有意误读，是不认可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

　　一些西方人因此陷入困境无法自拔——西方媒体将传统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西方的电影、书籍、报纸等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神话”，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

　　固执于矛盾和斗争的西式现代化，无法存活于西藏；固执于自己好恶的标尺，拒绝现实，也一定会成为囚徒，不管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