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叠影

　　西藏，如今是一幅传统与现代并存融合的图景：八廓街上，有卖给游人的唐卡、卡垫、藏刀、转经筒，也有内地的种种日常生活用品。日喀则农宅中，一边是供着佛像和班禅像的经堂，另一边是摆着进口大彩电的客厅，厨房里，一边是烧牛粪饼的火炉，一边是煤气罐和沼气炉。哲蚌寺和扎什伦布寺等寺庙里，酥油灯和吊顶电灯上下辉映……

　　传统从来不是变动不居的。从来自普陀山的猕猴传说，到苯教的创立与雅隆悉补野部落的崛起，再到吐蕃王朝的兴盛与大唐、南亚佛教的传入，又经政教合一并纳入元明清版图。尽管雪域高原相对封闭，但其内部的发展及与外部的交流从未停歇，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其自身也是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心胸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底蕴。拉萨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昭寺，便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现代化事物进入西藏，是时代进程的一个部分。而在保护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上，西藏走在前列。

　　比如西藏的寺庙，对外来游客要收几十上百元的门票，旺季时还限制人数与时间，而对朝佛的藏族群众或不收分毫，或仅象征性地收取一两元钱。西藏的天葬习俗，也通过相关法规予以尊重和保留。

　　扎什伦布寺一位年轻僧人颇有兴致地讲起，在全国遭难的“文革”时期，中央领导特意把布达拉宫和几大寺改为国家粮库，红卫兵和造反群众就不敢冲击了。

　　近二三十年对拉萨旧城的改造也是保护传统的一个范例。在以大昭寺为“心”、八廓街为“脉”方圆一平方公里多的老城区，依“修旧如旧、保持原貌”原则，在完成道路、水电改造后及建筑物内部的结构的部分改变后，典型的藏族建筑精髓和藏族生活传统被完整保存着。

　　活生生的传统才具有现代价值。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李作言向本刊记者介绍，日喀则已举办七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珠峰东南侧定结县陈搪乡的夏尔巴人是这个节日的明星。他们每次都会提前三四个月排练，一到节日，先步行五六个小时，再开十多个小时拖拉机来到市区，在扎什伦布寺前广场布置的现代化舞台上表演他们的原生态歌舞，“纯美、朴素，有种原始的和谐的味道”李作言说。

　　神圣难以被染污

　　传统与现代相叠的背后，是神圣与世俗的交织。藏传佛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部分，渗透于西藏的一切时、一切处。西藏的神圣一面，和光同尘，未曾改变。

　　一千三百多年前，当大唐和尼泊尔的两位公主带着佛像来到拉萨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待布达拉宫与大昭寺拔地而起后，神圣与世俗的权力一并确立，这个海拔3600多米的相对低地成为雪域高原人们心目的“最高峰”。

　　后来的朗达玛灭佛与吐蕃王朝的崩溃，也是宗教冲突与世俗之战相混。随后数百年，拉萨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边陲小城。直至1409年，宗喀巴的传昭法会使这里再次成为信徒们“神圣之城”，政教合一的逐渐强化亦使得它成为世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1936年，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在《圣城拉萨》中记载说，这座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小城，聚集着僧侣、信徒、贵族、乞丐，充满市民气息，同样有着某种庄严的神圣：“当一缕阳光在布达拉宫金色屋顶上闪烁时，会让你激动不已。”

　　神圣与世俗的交织，源于人的灵魂与身体的二重性，对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的双重追求。近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物欲与身体欲泛滥，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为无法满足的欲望陷阱，丧失了幸福的感受。这些年，为重寻精神家园，内地上下已付出更多努力。

　　这正是“藏漂”们内心难以言说的愿望。在他们眼中这块精神与生态的“净土”，是不可多得的心灵栖息之地，“回到拉萨”，是藏民游子的呼声，也是这些外来者的心声。

　　西藏的神圣难以被染污。哲蚌寺寺管会常务副主任阿旺群增对本刊记者说，从上世纪80年代十世班禅大师提出“以寺养寺”以来，寺庙兴办农场、公司有了收入，信徒的供奉、布施也多了。现在学经班的僧人可以一心一意，不必像过去一样为生活来源操心。他作为“干活的”，每半年可发五千多元工资，现在用的手机就是花三千多元从成都买来的，与内外联系很方便。

　　很多农村藏民说，现在条件好了，去寺庙的道路更通畅，家里的经堂也更完备，他们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宗教活动。当然年轻一代也有不少忙于工作、奔前程，与父辈的活动渐行渐远，“这是他们的自由，只要不做坏事就行。”格桑次仁说。

　　受访的中国的藏学家们认为，今天“现代化的观念正在深入到大部分藏传佛教信仰者的心中，而且支持藏传佛教在某些方面改革和向现代转换的人也很多。”

　　林芝农业技术员次仁卓玛有一次去教当地村民杀虫，很多百姓守持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不愿用他们称为“毒水”的农药。

　　“后来有些人去问活佛，活佛告诉他们，为了保护庄稼而杀害虫没错。”次仁卓玛说，村民们这才愿意使用农药，但在打药之前，还是要先焚烧松柏树枝，这是他们和神对话的一种仪式。

　　“西藏经验”可期

　　本刊记者在藏地多个农村接触到的农民，生活条件较好的会讲如何积善行德，而贫困的多希望改善生活，如修个新房，买个拖拉机。

　　西藏，似乎更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利益，而避免其有害的一面。

　　在西藏普通民众中，“现代性问题，如人对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对他人、对环境的焦虑感，还没有出现。”从上海来到西藏两年后，李作言作了如是结论。

　　他认为，此处独特的精神信仰氛围与生态环境，决定了出现现代性焦虑的可能性不大，生态并不全然指净土，还包括较恶劣的生存环境，“氧气都上不来时，你还想这想那？”

　　“即使有焦虑，他们化解的方式也比较多”，逛林卡、唱歌跳舞、呼朋唤友一起喝酒等，是藏民的生活常态。

　　在西藏工作生活38年的孙勇认为，藏民的“真善美程度较高”。

　　有一年下乡，一位十六七岁的藏族姑娘挡在公路上向孙勇他们招手，他们还以为她家里出了事，下车一问，姑娘有些羞涩地讲，“家里刚做了新鲜酸奶，你们要不要去吃？”后来知道，家里只有她和妹妹两人，父母放牧去了，“她们心中没有‘坏人’的概念。”孙勇很感慨。

　　人间天国难得，心中净土可求。清洗贪嗔痴，人心干净，天地才会干净。人心和谐，世界才能和谐。

　　北京大学教授叶朗说，中华文化中大可开掘出人类社会共同的普适价值。同样，藏学专家们也认为，作为中华文化中独特的一支，西藏文化也有可启示全中国、全世界的价值所在，不是只作为一种对边缘事物的猎奇性消费。

　　今年“3·28”50周年大庆时，西藏宣布其新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同全国一道实现现代化。孙勇说，西藏起步虽晚，但有些方面比内地一些省还好，如对传统和生态的保护，西藏的后发也正是其优势所在，甚至可提供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西藏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