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陈毅在四处碰壁中，“后来他慢慢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只能是一种幻想”。1923年在中法大学学习，任学生会主席的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很多年后，陈毅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对革命道路也并不是先知先觉的，也是在一系列挫折之后悟出来的。”

　　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陈毅的资历比较老。南昌起义部队失败的紧要关头，陈毅协助朱德将剩余不足千人拉到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春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当时红军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朱、陈一起制定的。1934年8月，陈毅在战斗中负重伤，未能参加长征，却在坚持南方根据地的最为残酷的战斗中保存了革命阵地。后人熟悉的《梅岭三章》，就是这段浴血人生留在革命史上的绝唱。“他在革命年代说过很沉重的话：干革命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打了胜仗开庆功会，打了败仗开斗争会，牺牲了开追悼会。’”

　　陈毅在残酷的斗争中形成了富有人情味的政治智慧和魅力。陈小鲁说，当时红军打了败仗，长征主力已经走了，国民党派兵要拔掉根据地，军心不稳，有人要退出队伍。“别的领导人可能会采取枪毙逃兵的方式，但父亲没有。他对大家说：你们走可以，把枪留下，不要出卖同志，以后欢迎你们来。结果话一出口，本来动摇的也不动摇了……”

　　在同为军人的陈小鲁看来，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善于大兵团作战，靠的是协同、军事民主。“每一次制定完作战方案，华野把纵队司令都叫来一起开会，让大家进行充分议论，有意见你可以提，有想法你可以说，最后我父亲拍板。这样每个纵队都了解自己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整个决策是个非常完整的过程。他把领导的决心变成每个纵队司令员的行动。”在这样的领导机制下，该守的守，但又非常灵活。

　　在陈小鲁看来，在父亲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更突出的是组织能力。“他是个很好的组织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反映在干部关系上就是亲和力。后来华东有什么事情，都是我父亲出面。”陈小鲁说。在渡江战役中，陈毅作为三野的最高负责人，后来二野协调的时候，我父亲是二野的副司令员，他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两个野战军的关系。“说到整个二野和三野的协调，他推崇邓小平，认为他力量很强；父亲又对刘伯承很尊敬，因为刘伯承辛亥革命时就已经是一个军队领导。”所以两个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

　　陈毅身上体现的一种大度，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新四军将士们对陈毅有评价：“陈老总有什么山头？陈老总有个大坑！”后来到外交部当部长时，陈毅也只带了一个秘书去。

　　“中央要求二野进军大西南时，我父亲给中央打个报告说不要让二野去，让我们三野去，二野在解放战争中打得太辛苦了，装备人员都很少，要留在富足的地方好好补充。邓小平不同意，说我们都是四川人，三野大部分是江苏人。中央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说明我军的传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遇事要先为友军着想。”陈小鲁说。陈昊苏回忆，陈毅还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不能在自己党内争功，打了胜仗，我的功劳大，你的功劳小，这样搞是低级趣味！”

　　陈毅和粟裕是彼此成就的一对搭档。“父亲更多扮演政治家的角色，他建立根据地，有统战才能、外交才能，他能整合军队。军事方面，华东野战军最强的是粟裕，战斗都是他负责，但把整个华东野战军整合起来，应该说是靠我父亲。”陈小鲁说。“他对粟裕同志很欣赏，他觉得这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父亲曾经有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说，我军打了二十几年仗，培养的军事人才不多，近来有粟裕、陈赓，他们与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并驾齐驱，前途远大。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很好，父亲自己说过很多次：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作用，军事指挥就是粟裕。”陈昊苏回忆。

　　另一方面，陈毅也利用自己的威信，给粟裕在指挥战斗中以最大支持。陈小鲁提到，华东野战军下面也名将云集，像叶飞、陶勇、王必成等，这些勇将对陈毅都服服帖帖，如果战役指挥中有什么梗阻，陈毅一个电话追过去：听到没有，这是我的命令！1948年5月，中央要将陈毅调到中原野战军，让粟裕主持工作，此提议却遭到粟裕的反对。毛泽东很意外，因为从表面上讲，粟裕是升了一个职位。粟裕对陈毅的信赖也可见一斑。

　　不管陈毅后来的职位发生了什么样变化，粟裕却一直保留着称其“军长”的习惯，仿佛是铭记他们在战火中结下的生死之情。父辈的特殊情谊在下一代又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延续，陈小鲁的妻子粟惠宁即是粟裕的女儿。陈毅去世后，有一次，粟裕对前来探望自己的陈小鲁说：当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把我们带到井冈山，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说罢掉泪了。

　　外长陈毅

　　1954年9月3日，陈毅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常务、科技、统战、内务等工作，从此也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主要助手。

　　挪动陈毅这个重要“棋子”，是毛泽东的决定。“总理太忙了，又是政府工作，又是外交工作，所以决定外交应该专门由一个副总理来兼比较好，当时中央决定让我父亲来当外交部长。”陈昊苏介绍说。而在当时，陈毅也向外界明确表示：“我调到中央就是准备做外交工作的。”

　　经过一段过渡，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由陈毅来主管外交已进一步明确了，但是直到两年后才正式走马上任。陈昊苏说，这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1956年陈毅去了趟西藏后因高原反应而头疼不已，不久，印度大使请他去使馆赴宴结束后招待他看电影时，他突然当场晕倒，后来经中央批准，休息了一年。一直到1958年2月，副总理陈毅正式出任外交部长一职，总理周恩来不再兼任。

　　实际上，在接过外交重担之前，陈毅曾推辞过：“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父亲觉得他的前任——周总理做得太好了，各方面国际影响都那么大，他对自己是有疑虑的。我记得他跟我母亲说过，‘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几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误，第四个是得大病’。”陈昊苏回忆。

　　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用自己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外交风格，也留下很多颇具个性色彩的“外交辞令”，令我们后人回忆起来仍感念不已。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某国新闻记者问：“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俏皮地说：“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原子弹？”陈毅巧妙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什么时候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该表达愤怒的时候，陈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在1965年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极端反华分子公开呼吁进犯中国的时候，这位64岁的外交部长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新中国建立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冷冻状态。1959年10月，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率团访问中国。在京停留期间，酷爱围棋的松村和陈毅一见如故，结为棋友。陈毅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

　　在松村推动下，1960年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此后，中日两国围棋界人士互访频繁。日本棋院为了表彰陈毅为推广围棋文化、促进中日围棋界交流所做出的贡献，特授予陈毅围棋“名誉七段”称号。

　　1964年，日本29名最知名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名棋手参加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征集3000万人的签名运动。当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29日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时，倡导“围棋外交”的陈毅虽已告别人世，但他的名字却永远被铭记在这段历史上。前外交部长唐家璇曾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在‘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在中美关系打破坚冰的背后，也有陈毅的一份努力。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陈毅渐渐淡出外交领域，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冲突不久，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研究国际问题。

　　“父亲虽然已是‘靠边站’，但他还是外交部长，和聂帅、徐帅、叶帅4个老帅一起，我父亲来主持，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我们的外交政策。”从3月1日至10月8日，4位老帅进行了24次会议，向党中央写了3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陈毅还首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议的建议，以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状态。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父亲提出来要考虑用非常规手段来恢复中美关系。”时至今日再回顾这一历史，我们不得不佩服陈毅的远见卓识。1971年毛主席的确采取了“非常规手段”——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陈昊苏回忆，已在病中的陈毅得知后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意见终究还是被中央考虑的。这也是陈毅为中国外交事业留下的最后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