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陈毅

　　当“文革”风暴在1966年骤然掀起时，陈毅已经对其残酷与凶险程度有了朦胧的意识。在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一个会上，陈毅说：“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父亲起初也支持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决定，如果被批，他也从自己身上找问题。”陈小鲁很坦诚地说。可是，陈毅越来越觉得这场运动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陶铸被打倒后不久，有一次陈毅回家后发了顿脾气：“陶铸是我们党的重要人物，怎么说打倒就打倒？”

　　此后，陈毅眼见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被打倒，他对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不能理解。1967年2月，在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为一方，与以“中央文革小组”为另一方面，就是否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是否都要打倒、是否要稳定军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尖锐冲突，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

　　仗义执言的陈毅一下子成了“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心情抑郁的陈毅曾在“二月逆流”之后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恳切地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几天后，他盼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父亲一下子就明白了。”

　　革命风暴让原本幸福安定的一家人也陷于动荡不安中。

　　陈昊苏回忆，当陈毅“靠边站”后，关于张茜的谣言也四散开来。因为很久没有露面，有人说，张茜已经潜逃到柬埔寨。1970年，陈毅生病后从石家庄回京，夫妻两人坐在火车的包间里，好多人跑过来看张茜。“我母亲说，不是传我跑到柬埔寨去了吗？我就坐在那里让他们看！”

　　1946年，时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迎来了第三个儿子，取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句，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小鲁，也蕴含了全取山东的雄心。因为吃羊奶长大的，得小名“小羊”。

　　“文革”开始后，正在北京八中读书的陈小鲁跟同龄人一样，也投入到文化革命中，一度小有名气。“父亲告诫我‘文化革命’来势汹汹，你要多当心。”

　　1968年4月，西单商场出现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传言弥漫于北京城，各种传言指向陈小鲁，把他也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还有谣言说我携20万港币潜逃香港”。实际上，这是“四人帮”想通过陈小鲁抓他其“后台”陈毅。4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把陈小鲁叫到自己在西华厅的家里，安排他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总理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去了之后，不要给家里写信，不对外联系，不回家探亲，也不拍照片。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陈小鲁，“告别时候，母亲哭了，气氛很压抑”。父亲强压心头的情感告诉他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你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现已满头白发的陈小鲁提起这些，已经平静如常。此后两年多，陈小鲁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零星消息。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女儿姗姗正好在石家庄军医学校学习，给夫妻两人一丝安慰。

　　“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也没见报。陈小鲁后来才知道，父亲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陈毅又多了一项罪名：“配合陈伯达煽风点火。”陈小鲁说，这一波政治风浪对父亲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以前他也觉得自己犯过错误，包括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觉得不顾大局，局部上来说是对的，整体来说可能有错误；说他‘二月逆流’，他也认，毕竟那些话是他说的。但说‘二陈合流’，他很想不通，觉得自己很冤枉。”

　　1971年春，与父母三年没有联系的陈小鲁终于有机会回家，已明显衰老的父母相扶着出门迎接挂念已久的儿子。陈毅详细问了小鲁部队上的情况，得知部队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时，没有提及“二陈合流”之事，陈毅面露欣慰之色。“因为妹妹入党时，单位要问她对‘二月逆流’怎么看，要批判父亲。而部队可能是为了保护我，没有提及这些事，父亲还比较安慰。”在部队锻炼几年的陈小鲁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他不知道，父亲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

　　父亲陈毅

　　1970年，在庐山开过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陈毅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去医院检查，肚子疼，被诊断为阑尾炎。1971年1月16日，在做阑尾手术时，发现已患有结肠癌，并侵及肝脏。总理的保健医生亲自监督，手术情况比较乐观，当年“五一”，陈毅还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晚会。但到了年底，病情突然恶化的陈毅不得不做第二次手术。1971年12月26日清晨，多日未进食的陈毅突然提出要吃面条，他费力地吞下了几根面条后告诉医生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

　　最后时刻的陈毅在昏迷中经常喊道：党中央、毛主席、长征、一直向前、战胜敌人等等。1月6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毛泽东住处商谈工作后，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在陈毅的病榻前，叶剑英对着老战友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要你安心养病，会好起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让姗姗念给你听。”姗姗在父亲耳边大声读完毛泽东的批示，此时的陈毅已无力说话，姗姗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闭了闭眼。姗姗又念了一遍，再问父亲是否听清楚，陈毅已没有任何反应……

　　陈毅就这样走完了71年的人生之路。1月8日，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

　　陈毅去世后，其追悼会的规格及悼词成了颇为敏感的事。按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文件规定，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追悼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举办，“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追悼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只请内宾，不请外宾；参加人数为500人。

　　按照之前的安排，悼词由军事科学院的一个人来写，要求的标准是略高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的李天佑。“所以写悼词的那个同志，也不知道怎么写，大家还都在揣摩毛主席的态度。”最终陈毅的悼词连头带尾600字，简历就占去了一大半。当时陈毅的身份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虽然还有一项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头衔，实际上也不到外交部上班。所以最初的悼词里，对陈毅的职务都说得很不完全，只是简单地提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上海市长”两个身份。张茜对此的态度倒很豁达：“我母亲说过，那个是虚浮的东西，没有就没有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真正重要的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所做出的努力。”陈昊苏回忆。

　　这份有着盖棺定论意味的悼词里，写了“有功有过”，周恩来说，写上这4个字，我是同意的，要客观；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时，毛泽东说：有功有过就不要写了，写为人民服务就行了嘛！

　　追悼会预计在1972年1月10日下午15点30分进行，“我们家属14点50分左右就到了。15点过5分，总理先到了，告诉我们主席要来，我们当然很激动。过了10分钟，毛主席就来了，因为还要等其他人到齐，所以他是在那等别人等了30分钟”。陈小鲁说。

　　毛泽东在追悼会的出现，着实让张茜及子女们很意外。“事先总理跟我们讲，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参加，康生有病不参加，江青去不去她自己定。”

　　张茜看到突然出现的毛泽东，含泪迎上前搀扶住已明显衰老的领导人。“我当时是站在主席跟前近距离看着他，主席很久没出来，长长的胡子，睡衣外面披着大衣。没穿袜子，光脚穿着皮鞋。据说是他午觉一起来，就问：‘是不是下午是陈毅同志追悼会？’大家回答‘是’。‘那我们怎么还不走啊？’其他人一下子愣住了。”陈小鲁说。身边的工作人员阻拦无果后，赶快给总理打电话，“据说主席的车子绕了一下，好让总理提前到，布置工作。原本是军委负责保卫工作，也迅速交给8341部队来接管”。

　　周恩来迅即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总理很巧妙地把很多靠边站的老同志叫来了，他们赶过来跟毛主席握了手，也等于宣告‘解放’了。”陈小鲁说。

　　毛泽东向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陈毅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这是毛泽东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型活动。而在解放后，他参加追悼大会的，只有任弼时、罗荣桓。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此事，老百姓们也借此机会看到了很多久未露面的老干部的面孔，陈毅追悼会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毛泽东在接见张茜时，对陈毅做了很多温情的回忆，“总理让我们把讲话整理出来”。陈小鲁回忆。此后不久，“陈毅是我在井冈山上的老战友”，“陈毅和我在革命斗争中曾经有过几次争论，但是这是同志之间的争论”，“陈毅是个好同志”之类的话流传开来。“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得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平生应无愧。”陈小鲁悼念父亲的诗句在此时有了最好的解读。

　　陈毅去世70天后，张茜也被检查出患了肺癌。1974年，52岁的张茜带着诸多牵挂离开人世。对这位母亲来说，最放心不下的，是当时才24岁的女儿姗姗。她特地对陈昊苏、陈丹淮和陈小鲁三兄弟交代：一定要等到妹妹结婚成家后，你们才能分家。三位兄弟守着对母亲的承诺，一直等到3年后姗姗与王光亚喜结良缘。陈昊苏、陈丹淮和陈小鲁兄弟遵从母亲的遗愿，三人凑钱张罗着为妹妹操办了婚礼。

　　“当母亲也去世后，我们对人生磨难的认识更深了，虽然以前我也曾从文学作品上了解人物坎坷的命运，只有这时候才真正体验到，失去父母是什么样子……”陈昊苏轻轻叹了口气。

　　陈昊苏与陈小鲁对风暴来临之前的家庭回忆都是温暖的。陈小鲁说，忙碌的父亲平时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他经常跟我们说，干部子弟不要有优越感，‘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要看我现在的地位，都是多少先烈们打出来。不要说我了，跟你们更没多少关系”。陈毅要求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家几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陈小鲁岁数虽小，可是个子长得快，衣服轮到他穿时，往往不仅破旧，而且显得很不合身。有次，陈小鲁用手摸着盖不住腿肚子的裤子对陈毅的秘书说：“叔叔，我就穿这么短的衣服过年吗？”陈小鲁每个月只有1块钱的零花钱，孩子们平时上学和普通孩子一样，即使是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冬，也都是骑自行车去学校，从未乘坐陈毅使用的小汽车。

　　让陈昊苏和陈小鲁感念至今的，是当年与父亲一道出生入死的这些老战友们对陈家子女的关怀和照顾，这也让他们在回忆往事时多了份超然和感激。采访中，陈昊苏特别提及父亲对毛泽东的感情：“他们是井冈山一起下来的战友，父亲对毛主席一向是敬佩的，父亲后来能做很多事情，都跟毛主席的信任有关系。虽然历史上他好几次反对过毛主席，都是革命斗争中的分歧意见。”陈昊苏说，“我们更希望被年轻人铭记的，是他们这一代革命者为了他们理想中的国家而付出的那些艰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