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

　　银元在上海的备受青睐由来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银储量最多的地方：大约达4亿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的总银库。“因为大家都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安全之区，周边的地主、内地钱庄、富翁、印子钱老板和军阀都把他们的银子尽量运到租界里面来存放。”杨仲文说。

　　上海已经不止一次处于银元投机风潮的包围中，如今，银元投机的环境再次浮现。《上海大公报》当时的一则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令人窒息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早4时到9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

　　“投机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银元成为人们恐惧感的催化剂。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黑市，他们抛售新货币，换来银元，进而把它们藏起来——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把银元埋在里面。”张振国回忆。

　　1949年5月29日以前，惨遭挤兑的是“金圆券”，5月29日以后，人民币遇到了相似的命运。人民币和银元的强弱之势几乎一目了然。解放后的10天时间里，上海银元的价格就上涨了两倍以上，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上海又一次成了投机的天堂，街头的小贩越来越多。“6月5日那天上街的小贩是2万人，到6月8日已经发展到8万人。”丁公量解放后在上海任第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他回忆：“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汉口路上的一幢显赫建筑，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解放后，旧上海证交所再次成为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和指挥部。“投机分子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张振国回忆，“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名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对全市银元价格的操控，就如通当初对有价证券交易的买空卖空一样得心应手。证券大楼的‘水很深’，很多看似普通的证券号背后都牵涉到官僚和帮会势力。”“陈云那段时间经常到银行来，与银行的顾问、专家，还有一些银行里的老上海讨论这场针对银元投机的仗怎么打。”

　　陈云和陈毅不是第一个在上海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的人。3年前，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悄然来到上海，并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结果一败涂地。这段非常时期，上海的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从9月初起，蒋经国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但蒋经国的挫折从一桩奇怪的事情开始了：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最终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后来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

　　现在，同一个战场，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能打赢这场仗吗？张振国说，“我们刚开始分析是我们定的牌价低，市场中吸引力不强，因此第一个想法是用经济手段把银元压下去”。

　　这个计划的名称叫“以银元制银元”。那些差点就要被收进博物馆的“袁大头”模子被重新翻出来，上海造币厂用了一天时间就突击生产了10万枚银元，以试图投入市场一举平抑银价。“我们集中了这10万枚银元在同一时间用低价投到黑市，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枚银元。”张振国回忆，结果这些银元在上海滩“石沉大海”，这些从新政权牙缝里挤出的一点库存银全部被投机者吃进了。

　　从上海历史上白银的保有量来看，这个巨大市场的吸纳能力深不可测。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金融工作、几次参与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冀朝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接管上海时，被搬空的中央银行金库里只有黄金0.6万两、白银3万两、银元154.7万枚、美钞8.678元(注：原书如此)和极少量的英镑、港币。而我们保守估计，光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想用以市场对市场的经济手段干预来解决人民币立足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个客观原因也否决了经济干预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可能性。杨仲文分析，中财委当时已经意识到，银元强势某种程度上，也是平津解放解放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的必然产物。“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早已是银元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要想推广人民币只有采用非常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以来涉及范围最大、手段强硬的统一行动拉开序幕。“这场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在上海的覆盖面是相当大的，西藏路、南京路、虹口、十六埔、曹家渡几乎每个存在金融黑市的点全部在打击之列。上海工会还发动工人和学生游行形成外围的宣传攻势。”张振国说。风暴的中心便是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

　　张振国以及丁公量的妻子、时任20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都是包围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苏菲对我们回忆，“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在10日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

　　“我们3个人一组，其中一名战士、一名银行干部和一名公安局干警，每个小组负责查6个房间。我们很多参与行动的人，其实在6月9日就已经进入大楼了。我当时借了表弟的一件长衫，按指示，就是盯人。”张振国回忆说，“第二天一早，我们8点就到了大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带200余名便衣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点开市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军管会的袖章戴起来，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

　　张振国说：“在6楼445房间，一个永成证券号的经纪人周汉卿，正在和他的手下不断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络，他们对各种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另一个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叫‘寿昌金号’，是操纵银元投机买卖的一处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次行动集中到大厅训话的共有2100人，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几乎就是当天下午，银元市场就从每枚2000元跌到了1200元。新政权硬是为人民币攻出了一个市场。”

　　紧缩银根

　　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党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在这一时期物价已上涨了1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紧缩银根，从金融市场上吸干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人民币发行，所有收入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统收统支。

　　抽紧银根的办法有两个主干渠道：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我们还要求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工资，以避免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国务院紧急通过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准留3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到1949年底，我们已经吸收了8000亿元存款，基本上把社会游资吸干了。”冀朝鼎在回忆中说，“钞票从银行出去，当月就能回银行，货币回笼速度大大加快，每年的周转能达到十二三次，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和市场货币流通量。”

　　紧缩银根的过程，伴随着又一轮投机高潮的展开。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自10月15日起，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和其他区域物价跟着上涨。但是，“客观说，此轮物价上涨的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中央经过半年左右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处于高度控盘状态，因为流动性已经在暗中被大大抽紧，投机者的反扑实际上脆弱不堪”。杨仲文说，“这段时间，中央同时在华北和上海等地频繁调配物资，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

　　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收网”了。后来被称为“米棉之战”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对抗意味，而充满了对投机者的惩戒色彩。

　　在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这些国家储备物资开始在全国集中抛售。杨仲文回忆：“刚开市时，上海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社会游资已经并不丰裕了，有的人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投机商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计算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但他们发现，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为了避免血本无归，投机者只有随行就市，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中财委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章乃器后来对陈云对时局控制的游刃有余极为钦佩。“父亲最初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确的出击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这场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一个月后中财委如法炮制了对粮食投机商的惩罚。当囤积者积攒了几个月的米源打算在正月初五粮食市场“红盘”大捞一笔的时候，中央已经在上海周围完成了杭嘉湖、苏锡常一线，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三道防线的布置。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