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变局
一个被称作“中国出版业春天”的改革已经启动。
5月21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出的信息是,明年底前,中央各部门各单位148家经营性出版社将全部转制为企业,其所属报纸、期刊、音像、电子等经营性出版单位一并转为企业。
此前的4月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解读这个政策时公开表示,民营资本将被吸纳参与出版行业融资。
这个敏感话题一时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视为出版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在这场变革中,国有出版社与民营出版工作室的利益关系有何转变?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阅读格局?
出版转身记
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发端于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破冰之年始于2003,攻坚之年始于2009。转身后的中国出版格局将被重构。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北京、沈阳、南京报道 插图 邝飚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最近特别忙。
4月17日,他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两天过后,他再次出现在央视《对话》栏目。短短时间内,两次在央视露面,谈论的主题都是中国出版体制改革。
最近,他又马不停蹄地到各地的出版集团、出版论坛视察指导,推动出版界要动起来。此前,尽管新闻出版总署一直推进出版体制改革,但大多数国有出版社,因为既得利益,按兵不动。
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改革明确提出了“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有一个通俗的名字:书商。官方最初对书商的界定是:“非法经营”。
这就意味着,非公有的出版书商,今后将可以合法身份参与出版行业经营。中国的出版格局将被重构。
破冰
把时间的镜头拉得远一些。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在日后生效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诺开放出版业,但外国企业可通过打入图书的零售与批发市场、网上出版和电子图书,渗透中国出版业。国际形势促使中国出版业要进行一次大的变革。此时,中国政府就出版体制,开始酝酿布局谋篇。
然而破冰之旅,步履维艰。
金丽红和黎波,分别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和副社长,分管出版社设在北京的图书中心。两人在出版界素有黄金搭档之称,业内有人戏称,任何一本书,只要打上金黎的名字,这本书马上就会出现在盗版书摊上。
金黎二人相识于偶然。初次见面前,黎波想象中的金丽红,应该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见了面才知道金是个“40岁的小老太太”。两个人谁也没有想到,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俩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正好赶上了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节拍。
在黎波的印象里,2002年柳斌杰进入新闻出版总署之后,就不断地呼吁出版体制改革,“柳署长推动出版体制改革是真心实意”,但大多数出版社还是按兵不动,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出版社为什么不想动?因为一到市场,就要靠本事吃饭,没有本事就得死,出版社不动,是想拉着领导为他们注血,拨经费。”黎波快人快语。
这种情况,到了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俞晓群那里,陡然换了一种说法。
俞晓群记得过去开会,署里的一些老领导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要好好做,要做大做强,因为没有几年了,将来要开放出版,就没有人保护你们了,你们要利用现在的政策好好发展。”过去的出版社,确实一直处在政策的保护之下,如今,随着出版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出版社享受保护的“好日子”成为明日黄花。
而关于出版体制改革的推进,支持来自中央。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专门发布了文件,制订了相应的措施,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最新的一个信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分别担任了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
据北京出版业内一位资深人士透露,前不久,柳斌杰去山东济南参加中国出版发展论坛,“柳署长是去鼓劲的,他一开始就说:‘出版单位过去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实际上是非事非企的怪胎,结果人往事业靠、钱按企业拿,一些出版单位公司牌子挂上了,但思维定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并没有根本转变。实践证明,不重构出版格局,中国出版业就难以实现质的突破,早改早受益,晚改就被动,不改没出路。’”
“这话说得很厉害。不过也可以看出出版体制改革的破冰之艰。”这位资深人士说。
启动
2003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紧接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成立,确立了中国出版集团等7个全国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在翌年的举措中,行政审批制度和政企分开成为破冰之旅的重要动作。圈内人将这一重要动作,简称“改制”,改制为企业后,出版单位进行股份制改造,称为“转制”。在出版社转制之前,出版界的一个大动作,是把各个出版社合并成立出版集团。
辽宁出版集团是出版社集团化潮流中的先行者之一。1999年,辽宁省省委决定对其实行政企分开,成立辽宁出版集团,把辽宁省出版局管理的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集团。当时还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的俞晓群,经任惠英的推荐,成为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之一。“那时候我们还是挺高兴的,因为过去长期都是政府管理,现在终于成立集团了。”俞晓群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实际上,集团成立之初,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是事业单位,也没有改制。虽然说要企业化,但是到了挂牌的时候,辽宁出版集团后面加不加“公司”引起了争议,因为政府批的是“辽宁出版集团”,而不是“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出版集团的改变是渐进的过程。但是走出第一步之后,就越走越远了。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集团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因此,在一年多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被认为是对“辽宁出版”改革经验的肯定。
“先是转企,然后是改股份制,接着是上市。自从2000年集团搬到这里的大楼,重点一直放在这上面。”刚开始,俞晓群介入的还多一些,后来介入逐渐变少,集团成立上市公司之后,俞晓群甚至没有介入到上市公司的工作中去。
《中国周刊》记者在辽宁出版集团大楼见到俞晓群的时候,他首先声明两个问题比较敏感:“一个是上市,一个是和民营合作的问题。这两件事,都是任惠英亲自操作的,而且这个操作并不在集团这边,都在上市公司那边。集团一开始就制定了非常严明的纪律,我们不在上市公司绝对不能谈他们那边的事。尤其是具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