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新排片延长档期等特别措施之后，《铁人》从票房惨淡到市场丰收。对于大部分主旋律片，政府内渠道仍是票房最重要的保证。

　　■优秀的主旋律影片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已是必然趋势。在主管单位看来，虽然承认政府内部组织观看是一种正当形式，但更乐见普通人主动掏钱，为主流意识开拓更加广阔的阵地。

　　■逐渐模糊主旋律与非主旋律影片的界限，直至消失。业内已有建议：放弃“主旋律”概念，改用“主流影片”。既宣传主流价值，又攻占商业市场。

　　作为今年主旋律献礼影片的重头戏，描写石油工人王进喜的《铁人》在过去的几个月从票房惨淡到稳赚不赔，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大悲大喜。

　　在能真实反映影片商业指数的各大院线，《铁人》的观众寥寥无几。据统计，截至5月22日，《铁人》的团体票市场超过1300万，但全国零售票房不到300万。而导演尹力对票房的期待曾是：一个亿。

　　“成内部电影了。”导演尹力很难接受，作为献礼片主力的《铁人》，别说在商业上爆炸，结果响都没响。心寒之下，他给自己刻了个印章，上书：不堪回首。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遭遇市场冷遇的《铁人》被有关部门要求重新排片，延长档期，并辅以一整套“救市”措施。

　　如今，尹力“票房上亿”的目标近在眼前。而和《铁人》一样，主旋律献礼片在今年大都“钱景”看好。王进喜当年的名言如今似乎可以用来形容献礼片的盈利之道：“有条件要上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亿”。

　　从“结构性亏损”到“结构性盈利”

　　讲述石油工人王进喜的人物片《铁人》，紧赶慢赶抢在“五一劳动节”上映，不料却有点尴尬。先是市场遇冷，接着全总要求各工会组织观看的文件，竟遭遇小范围抵制。

　　“没放。没看。他们背靠文件，片租太贵。”一位参与抵制的工会内部人士直言不讳。按以往价格，一部放一场国产大片的片租只在三四千元之间。而《铁人》张口要了1万，500座以上的礼堂还要按座收钱，一个座20元。

　　经多个渠道证实，这次抵制由某省总工会牵头，涉及十个省份。最终，《铁人》发行方不得不重新调整合同内的定价。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回忆，他的一个学生在5月1日前后要看《铁人》。结果跑遍了北京主要的电影院，要么没有，要么只包场不卖票。《铁人》没看成，他笑说要写篇评论：《看不见的〈铁人〉》。

　　如果《铁人》是一部没有背景的商业片，那么到此为止，就已经游戏结束。但它不一样，它要像“铁人”那般直面现实，释放能量。

　　5月中旬，广电总局、全国总工会、院线代表、出品方在一起开了个“市场推介专题会”。会议的共识是：重新上映，扩大宣传，延长档期。

　　各院线随即接到了两份文件。其一是，《关于组织观看电影铁人的通知》，由中组部、中宣部、广电总局、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六部委共同颁发。另一个是，《优秀国产影片铁人5·22全国超大规模正式上映》，提出了具体的放映要求和建议。比如，将档期延长至5个月，这还从无先例。

　　主旋律片与商业市场间还存在落差，这是业内的共识。负责献礼片在当地推广的常州市宣传部处长谢春林给这种落差找了个名词，称之为“结构性亏损”。

　　“这部分只有政府埋单，影片才能有一定的赢利空间。”谢春林坦承。那些曾获得高票房美名的主旋律影片，背后大多站着庞大的政府身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任长霞》等等，莫不如此。现在，《铁人》不仅身揣文件，又有投资方之一的总工会保证票源，就算没有零售市场，也可以稳拿几千万的票房。

　　“在电影市场中，以输赢自行解决的商业片风险最大。那些有政府力量支持的主旋律片，风险相对小很多。”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如此判断。

　　“把政治的脉”

　　相比几十年前的“王进喜”，如今的《潘作良》在系统内的名气上似乎更胜一筹。在公众对他尚未有耳闻之前，政府系统内便已知他的大名。

　　潘作良是沈阳市辽中县原信访局局长，在基层干了20年，病死在岗位上。在他去世后，新华社辽宁分社曾写了内参，总社5次派记者反复调查，多方走访以确定将他树立为典型。

　　2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国信访干部向潘作良学习。从此，潘作良的名字与“潘作良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一起，从北京出发，被带向20个省市，每到一处，省委书记亲自接见。

　　报告团全国一转，就是给剧组吃了一颗定心丸。曾经一度，他们辗转反侧，也不知道自己这回的政治脉把得准不准。直到胡锦涛总书记批示全国学习之前，制片方还在担心，“别变成了行业片，只能在信访系统内部放映”。“典型人物并不常有。做商业的，就要敏感地闻到价值。”《潘作良》出品方一位内部人士说。抓得准，很多事儿就会水到渠成。

　　比如，在客观上，报告会成为了《潘作良》的先锋部队，这是个意外收获。“去年奥运，全国大部分剧组停产放假。现在看，那时的耽搁变成了好事，否则电影和报告会就不可能在时间上这么接近。”《潘作良》制片人刘沿庚说。

　　“将影片同潘作良先进事迹报告团一道，推向全国”是被写入推广计划书中的重要一项。

　　判断一个题材的政治前途，这是一部主旋律片首先要完成的事儿。已进入发行程序的另一部献礼片《邓稼先》同样如此。

　　邓稼先是我国的“两弹元勋”。“我们需要规划一批作品，描述那些导向性的功臣。常州市委和江苏省委都很肯定它。”谢春林说。

　　在融资时，《邓稼先》获得了电影局、省委、市委的三级扶持，共五百多万，占到总投资的一半以上，其余部分由常州电视台负担。虽然没有省级电影厂的加盟，但亦是受到中宣部关注的首批献礼片之一。

　　“对于那些投资额较大的影片来讲，政府的资金扶持越来越变成一种象征意义。其中，以民营资本和政府投资相结合型的风险最低。”上述业内人士说。

　　向政府撒网

　　3月上旬，与报告团启程几乎同时，《潘作良》送审通过，开始摩拳擦掌，正式推广发行。

　　比进入院线正式上映更重要的，是首先扩大在政府内部的知晓率。从4月11日到6月1日间，制片方安排了十次“专场看片会”。那些受邀观片的都不是普通人：以各级、各系统的官员为主，此外，还有一批在影视圈说话掷地有声的学者、专家。

　　推进的起始点设在大本营沈阳。4月11日，看片会上来的是沈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马上，《潘作良》就如愿以偿，成为了沈阳市第二、三期科学发展观学习的补充教材。

　　“我们最初对观众的定位就是干部、基层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潘作良》应是他们观看学习的对象。”刘沿庚说。

　　“书本上的‘先进性’很抽象，而潘作良的行为正是先进性的浓缩。”刘沿庚如此解释组织党员观影的合理性，“《潘作良》中的治国元素，可以让党员们看到应如何与百姓打交道，他们与潘之间会有共通的感受。”

　　密集的看片会，使《潘作良》的影响力成为向上伸展的植物，以后会在政府内部渐次开花。其间，曾有人开玩笑说，见过看片的，没见过这么频繁看片的。

　　看片会，也就是摆上桌面请领导打分，是件心悬一线的事儿。只有领导满意，才能钱途光明。辽宁省一位领导看片那次，就让刘沿庚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