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公民教育？　龙应台的“伤心笔记”

　　南方周末：《亲爱的安德烈》是一本亲子相处的“教育手册”吗？

　　龙应台：我觉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个母亲的“伤心笔记”。里面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在挫败中如何试着去跟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相处，如何去了解他这一代人。我边做边跌倒，边跌倒边做，是一个饱受挫折的过程。

　　我诚实地把我尝试的过程写出来，那个挫折、困惑、伤心的过程，不管是从父母还是子女的立场，有一点微小的参考价值。所以它不是一个教导手册，它比较是个“受伤笔记”。

　　龙应台艰难地决定离开10岁的菲利普、14岁的安德烈，离开欧洲到台北市政府去工作；四年后，在马英九高票连任之后，她又毅然地决定离开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再续任。“我知道，如果现在不退下来的话，我跟孩子就不可能再有亲密共处的机会了，也许此生都不会再有。因为孩子长大了，他们不会等你。”

　　龙应台决定创造一个可以跟孩子相处的空间，她到了香港，老二菲利普决定来香港和她生活，“共处了很甜蜜的两年”。

　　菲利普那时已14岁，母子每天都有很多话：谈学校、谈政治、谈价值观。母子一起买菜，也一起上街。“虽然他很小，却像两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在交谈。”两年后菲利普回到德国父亲身边，大儿子安德烈来到母亲身边。龙应台突然发现：“小时候又亲又搂爱得不得了的小天使，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独角怪兽。”“那种困境，跟你说你爱一个人，但却不被他所爱，还挺像的。”

　　龙应台作出的挽救努力是约儿子写专栏，以此捆绑住跟儿子的交流。儿子答应了，专栏居然在两岸三地大受欢迎。三年后推出的结集也成为两岸三地的畅销书。“原来文章那么‘厉害’的龙应台也可以被儿子修理得那么惨，他得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龙应台说。

　　遛狗的比跑百米的平庸？

　　南方周末：我发现反响最大的就是《给河马刷牙》那篇，但那个议题并没有特别重的公共话题，相对来说是亲子关系之间的话题。

　　龙应台：很有意思的是，通常我的书，大陆读者反应最强的部分和海外读者的不一样。譬如《目送》的系列文章，大陆流传最广的是《不相信》，海外却是《目送》。这一回《给河马刷牙》却是大陆与海外读者一致最有感觉。

　　那天晚上我俩都睡不着，到阳台上去看海，三更半夜，外面一片黑沉沉的大海，他在阳台上开始抽烟，我们就像两个室友一样在阳台上碰到了，开始谈话，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

　　他突然说，他已经相信，他现在以及将来都会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我会不会对他失望？我听了心里吓一跳，心想，我20岁的时候会这样说自己吗？

　　1972年的时候我20岁，1972年的台湾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保守、边缘的社会，我的家庭是从大陆过来的难民家庭，所以也是贫穷的，艰辛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平庸。我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为国家民族做大事。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看的很大很重。那么安德烈感觉自己平庸的观念从哪儿来的？

　　那晚开启了这样一个话题，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给河马刷牙》，主要的意思是说到底什么叫“平庸”。

　　举个例子，你如果早上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去散步，有的人拉着一只狗去遛，有的人在那儿练习跑100米，有的人练习跑5000米，那悠哉悠哉遛狗的人碰到那个跑5000米的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根本在做不同的事情；跑5000米的那个人以他的速度跑，旁边冲过一个跑百米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的目标不一样。平庸与否，其实完全要看你把目标设定在哪个轨道上。

　　南方周末：如果你儿子真的平庸，你真的不会觉得失望吗？

　　龙应台：我其实也诚实地在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

　　那篇文章大概就是碰触到了东方社会里那种对于竞争的集体焦虑，大概碰得很深，很多年轻人在那种竞争的压力之下有很深的迷茫，所以华文世界的读者对这一篇的反应很一致。

　　南方周末：20岁的时候你在上大学，有大的志向吗？

　　龙应台：我们都是胡适之、罗家伦、傅斯年那个脉络的五四青年下一代，小学生都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我读台南女中，像我们这种自以为有思想的女生，十七岁时都是抱着尼采在街上走路的，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深刻。到了大学，专读西洋文化史文学史欧洲思想史什么的。再加上国民党所注重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样的价值观，你自然觉得改变社会、民族复兴的大任都在你身上。

　　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安德烈好像有些“玩世不恭”，你希望他有担当吗？

　　龙应台：那倒没有。我蛮欣赏他的那种自我嘲讽的幽默感，他的幽默很黑色、很尖锐，很出人意表，很不屑于造作，真是“酷”得强烈。我对他没有“铁肩担道义”的期待，也知道他不是那样的“料”。

　　但安德烈并不是“虚无”的。有一次，他回到家来，看见我一个人坐在书桌旁生气，他说：“你怎么啦？”我就告诉他，台湾出了一件事情，一个作者因为文章“政治不正确”而受挞伐，这种挞伐完全是民主的倒退，尤其因为他有公职，所以就把公职也丢了。我生气，是因为我正在写书闭关，没时间去“主持正义”，因此更觉得郁闷。你知道安德烈的反应吗？

　　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总有理由为自己的不行动、不作为找到借口。这种事情不反抗，不挺身批判，那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反抗、值得出来的？”

　　南方周末：安德烈对公共生活还是挺在意的，比方有一年他就提到，香港的抗议游行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和大学生很少。

　　龙应台：对，有时候我会被他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所骗，当他用嘲讽的态度在谈事情的时候，会给我一个印象：他就是觉得“甲虫身上的红点比烈士的鲜血还要美丽”的那种人，他也试图给你这样的印象。但是同时，比如说他对于香港游行的看法，其实他又非常地主张社会参与以及用行动去改造社会、去影响社会、去抵抗不公平的事情，也许他自己也在虚无感跟积极社会参与之间摇摆。

　　南方周末：一般的母子在家里处理的基本都是私人话题，你是有意识的引导孩子往公共生活方向思考呢，还是孩子天然的有这种想法？

　　龙应台：天然和引导是一起的。譬如说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爱给他们讲故事。每晚他们两个躺在床上，把灯关了以后，我给他们从《西游记》第一篇讲到第一百篇，或者《三国演义》，或者德国童话。讨论孙悟空为什么被装上紧箍、武松为什么打人时，就已经开始了一种知性的对话了。讲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然后问，你觉得毒苹果会不会特别红，因此特别有吸引力？把野狼开肠破肚救小羊──狼有那么可恶、羊有那么可爱吗？知性的思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南方周末：所以实际上你先是带着他们的？

　　龙应台：我们是这样一路“思辨”过来的。你看这本书里有个故事：菲利普十四岁读香港的国际学校，有天从学校回来气冲冲地说他的iPod被老师没收了。别的家长会怎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我接下来就说，你生什么气，你先把校规找出来，看看校规的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老师有没有权利没收你的东西，先了解你的权利义务再生气不迟啊。他就把校规找出来，我们开始讨论如果他要采取“抗议”行动的话，他要思虑些什么。在这样的过程里，社会规范、个人的权利义务、处理及面对人际矛盾的方法，方方面面都碰触到了。

　　菲利普跟我在香港相处的两年中，他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不是玩游戏，而是看新闻。于是就常有这么一个镜头：我在厨房做午餐，他从他的房间里对我大声说：“俄罗斯那个石油大王被普京逮捕了！”“教宗选举就要揭晓啦！”“以色列又轰炸巴勒斯坦了。”

　　我还记得新教宗名字出现的那天，他跟我说他好失望，新当选的教宗是德国人。我问他为什么会失望，他说这表示天主教没进步，到最后还是选一个中欧的白种人，为什么那个黑人主教没选上呢？为什么不选那个拉丁美洲的主教呢？选上他们才表示你这传统宗教有大魄力、大突破。

　　我们之间这些谈话，延续的是小时候讲童话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