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主张揭发汉中杀狗事件
在秦岭山脚下一处废弃的工程指挥部里，她收留了160多条流浪犬，在她眼里，“狗是有思想有感情的”，而视频上那只戴项圈的土狗被固定在树上，尾巴光秃秃地摇着，“不是像平常那样欢快地在上面，它的尾巴是耷拉下来，然后尾巴尖儿朝上，那种肢体语言，它是在乞求。”。
狂犬病来了，对犬只进行大面积捕杀是中国历来的应急措施。在1985到1992年间，汉中也曾有过相同的举措，未见反弹。“这个方法是传统、原始、血腥了点，但却是最有效的”，汉中市农业局畜牧科科长史瑞华说。
而在互联网社会，这个血腥的土方法显然激起了网民的愤怒。
洋县打狗招致了网上一片谩骂声，中共洋县县委书记党正清的手机号也被人肉搜索出来，那些天，洋县乃至汉中的农业局等政府部门的电话被打爆，声讨者来自各地，连河北、四川的口音都有。
“洋县一部分养狗户走了极端了，在网络上大肆地诋毁、攻击政府��”史瑞华认为。
“汉中打狗”的帖子在网上风行两三天后，人们发现，汉中的百度贴吧开始删帖了，含有“反对打狗”关键词的帖子基本发不出去，汉中本地的宠物论坛亦被屏蔽。
按史瑞华的说法，“当地的老百姓还是很理解的，就是网上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洋县防狂办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分析了反对打狗的三类人，“一是闲得没事的，二是养了狗的，往往很值钱，三是对政府有积怨的”。
本地人在高压下沉默下去，而外界的非议和质疑并未平息。成都、西安等地动物保护协会和来自北京的记者等12名志愿者集结起来，自费前往汉中了解情况。其中，在四川合法注册的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甚至带了律师陪同。
6月5日，蒋宏等志愿者一行人来到汉中市政府，对“汉中打狗”一事提出交涉，希望当地政府停止“杀戮”，并为防止狂犬病疫情提供科学帮助。
蒋宏与流浪犬们相处了5年，她的胳膊上、腿上甚至屁股上都曾被狗咬伤。她说，狂犬病是一种可防可控但不可治的顽疾，只要定时为犬只注射疫苗、做绝育手术，控制住犬只的数量，疫情是不会发生的。
志愿者们希望政府能科学、人性化地处理这件事。“我问他们，杀死那些野犬、带毒犬的依据是什么，有过抽样检查吗？病死的人真的是死于狂犬病吗，他们的疫苗有没有问题？”蒋宏的语速很快，声音很高。
而打狗者愿意探讨的，仅仅是如何在杀狗时含蓄一点——他们也偶尔觉得以往的手法过于血腥。对此，蒋宏一下子心凉了。
汉中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再强调，疫情非常严重，政府非常着急，为每一只狗检疫、安乐死并不现实，如此的社会成本太高，“人比狗重要，以人为本，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
这次谈判的结果并不愉快。在汉中3天的行程里，蒋宏发现，志愿者们被一辆黑色的比亚迪跟踪了。
除了聚集在蒋宏周围的几位志愿者，汉中打狗风暴之后，还有数十名志愿者零散地行动着。他们去探访失去爱犬的家庭，去乡村调查打狗的野蛮程度。很多时候，志愿者们的悲伤与愤怒看上去还甚于那些已接受现实的村民。
“别有用心的人”
志愿者队伍越聚越多，西安的、重庆的、成都的，他们在汉中市灭犬的地区辗转，彼此的意见有些分歧，蒋宏等本地志愿者希望与政府协助，理性地化解这次疫情，而感性大过理性的外地志愿者则主张取证，“揭发”汉中市政府杀狗的“罪行”。
志愿者们在汉中的所见所闻，升级了自己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6月3日，蒋宏来到洋县，看到到处高悬着与狂犬病相关的横幅，比如“彻底捕杀犬只，杜绝狂犬病”，而在农村的土路上，她甚至看到了不少赭黑色的血迹。
那几天，轰轰烈烈的打狗行动还在范坝村持续。
溢水河河道里弥漫着狗尸腐烂的味道。这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的栖息地。“臭得没法！”想起那个味道，在河道里放牛的村民手一挥，把鼻子皱了起来。
几位愤怒的外地志愿者为了拍摄视频，将一只河边浅埋的狗扒拉出来。他们没有想到，这成了一条导火索。
志愿者们愤愤地把视频和照片传到网上，视频上，有狗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也有的被草率地浅埋在沙石堆里，已经生满蛆虫。他们甚至气愤地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污染南水北调的水源。
草率处置死狗的现象披露后，又是一片舆论哗然。
尽管汉中市和洋县的防狂办都有文件表明，确有“部分区县”或者“个别地方”，出现“乱抛犬尸或掩埋不全现象”，但在6月12日，汉中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声明，由一些自称是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发布的网文很不负责任，违反社会公德，而将狗尸体抛入河里也是“别有用心的人”恶意所为。
对于志愿者们对汉中打狗的“负面宣传”，汉中的官方表示愤慨，在防狂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史瑞华正在为汉中市政府写一份“防狂”工作总结，他说，在一些人心目中，狗比人还重要，这反映了当下人道伦理观的偏移。
6月13日，官方网站汉中信息港更加强硬地发布了头条新闻：将打狗进行到底。
这个消息让本地志愿者有一种无力感。他们原本希望这样的事情别再发生，至少不能让这些狗白白地死掉，现在却激化了人群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情绪。
“我想，每个喜欢小动物的人，都是厌倦了人跟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希望感情能单纯些。”一位参加了志愿活动的汉中市公务员说。
2009年6月中下旬，在重庆云阳、云南牟定的灭犬事件后，汉中的打狗风暴就要过去。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流浪狗可杀了。“以前是一天打好几百只，现在是几天打一只。”洋县畜牧科科长蒋卓说。汉中市一份狂犬病工作情况通报里总结道，“加大防控力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汉中遭遇阻力后，志愿者们将阵地转移到北京。他们联络了全国的动物保护协会，计划在月底开一场法理研讨会，切实地寻求一条化解疫情的解决路径，以免这样的灭顶之灾再次降临到狗的身上。
“这是政策”
玲玲死后，黄志超一度很激动，他会在私下里抱怨：“他们这样做，算不算侵犯我的私有财产？算不算违法？”渐渐地，他已经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不满了，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洋县年初发生的网络“文字狱”事件——一位姓周的大学生，在网络上反映洋县拖欠上千名教师工资后，被宣布为“散布谣言，扰乱了社会治安”，处以10天拘留。现实压力迫使他隐忍，毕竟自己还需要在这座小县城继续生活。
他把玲玲安葬在牛头山上父亲的墓旁。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还无法面对失去玲玲的现实，心里空落落的。
县里的打狗队大都解散了。尽管县城有令，“疫区3年内不得喂养犬只”，一位洋县的公务员还是把送去西安的藏獒偷偷接回了家。
从藏着掖着的愤怒，到哀伤，再到麻木的平静，面对记者，县城的养犬人不愿意再说什么。只有何庆芳向记者出示了一张5月28日包扎伤口的医药费清单，她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向上头反映一下，把这17块2毛报销了。
在几近无狗的范坝村，只听得见公鸡打鸣和麻雀叽喳。
“连个娃都找不到”，一个吃着红色棒冰的小男孩说，他们习惯把小狗称作“娃”。
从来鸡犬相闻的乡村生态，在犬类消失以后开始失衡。到了晚上，村里养牛的人大多睡不好觉，生怕“贼娃子把牛牵走了啥都知不道”，几个村民聚在一起抱怨道。他们要么夜里隔三岔五地开灯往牛棚瞅瞅，看到牛在，才暂时安心地回去打个盹；要么干脆在牛棚里铺张床，虽然蚊子叮得厉害了点，但心里踏实。狗没了，摸牛贼太多，派出所管不了，只能自己履行曾经赋予狗的职责了。
范坝村7队杨建中(音)家的小黑，在灾难中奇迹般幸存，成为村子里“七条命”的传奇。许多人亲眼看到它头顶被敲了几棍，然后被打狗队拖走了，两天以后，它竟然自己回家了，身上还沾着泥土。
从那以后，有陌生人靠近的时候，半人高的小黑就会缩到地上，不停发抖。
记者问小黑的主人：“打狗队还会来吗？”这位70来岁、穿素花纹衬衣的老太太蹲在地上，摩挲小黑的头，想了十来秒，垂顺着眼睛细声说：“这是政策。”
小黑的左眼明亮有神，右眼在挨了一棍子后，变得呆滞浑浊。它茫然地趴着，哆嗦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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