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以来，房企拿地渐入佳境，各地一直狂飙的成交量和房价涨幅，更是直逼楼市最高峰2007年的水平。

　　已尘封两年的楼市似乎起死回生。蛰伏已久的炒房团也开始蠢蠢欲动，北京，上海，广深，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三个经济圈，都有他们重现江湖的蛛丝马迹。

　　对于波诡的房价，靠着资本的敏锐和消息的灵通，炒房团总有着超越一般消费者的灵敏嗅觉和身手。

　　所以，关注再现江湖的炒房团，就是关注房价未来的可能走势，就是关注我们的切身利益。

　　关注炒房团，就是关注自己

　　记者·顾彦平

　　“我们不是炒房，是投资。”“哪有什么炒房团，不就是团购吗？”谈起“炒房”或者“炒房团”，温州人多半否认。

　　但不管温州人是否认可，外界早已给他们贴上了“炒房团”的标签。一位采访对象向我谈起一次在上海打车的经历，他怒气冲冲地说道：“的士司机听到我是温州人，直接拒载！”

　　其实，“炒房团”并不神秘。调查发现，形形色色的“炒房团”往往没有确切的组织形式，仅仅是一种松散的信息共享联盟；它们的商业模式也与如今城市里流行的团购行为别无二致，区别或许就在于炒房团的成员都是些交情或浅或深的朋友，并且他们往往都是温州人，在温州浓厚的乡土观念和互助的经济传统中长大，他们更容易步调一致，共谋进退。

　　2001年8月18日，这是中国楼市应该铭记的一个特殊日子。这一天，157个怀揣巨额资金的温州人浩浩荡荡杀入上海楼市，在3天时间里买下了100多套房子，引得善于炒股的上海人高喊“炒房团来了！”“炒房团”称号由此开始，并逐渐成为推高上海、杭州、南京、北京、深圳等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温州主管金融的官员估计，温州用于炒作房地产的资金共有1000亿元左右。携带着充裕的资金，温州炒房团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当地人的惊呼。对于他们，房地产产业链条的各个组成部分，心态各异，地产商欢迎，政府默许，普通百姓则是担心甚至是仇恨。

　　当沉寂仅两年的房价开始呈现小阳春之时，以北京、上海、广深为代表的中国最活跃的三大经济圈，近段时间又有了炒房团重现江湖的诸多传闻。可以想象的是，他们重现的身影再一次让普通百姓心惊胆颤：房价莫非又会来一次狂飚突进？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回顾不到10年的炒房团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炒房团的活动轨迹一直都与近年来中国房价的几次波动基本同步，房价升则出动，房价跌则抽身。对于波诡的房价，靠着资本的敏锐和消息的灵通，他们似乎总有着超越一般消费者的灵敏嗅觉和身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关注再现江湖的炒房团，其实是在关注房价的可能走势，也是在关注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在这个阶段，“炒房团”在沉寂一段时间后折返再来，一是因为房价在经过一番调整后进入低点，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则是对通胀的强烈预期。事实上，嗅觉敏锐的也不仅是温州客，山西的煤矿主们、深圳的中小投资者们都纷纷出动，为自己手中的货币寻找增值的通途。而国内投资渠道的狭窄，也导致房产一直都是有钱人的投资首选。

　　于是，我们前往温州，探寻现阶段下“炒房团”的生态图景；前往上海、北京、深圳，通过具体的鲜活的投资个案，来展现重出江湖的炒房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通胀隐忧存在，但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应该慎防借通胀为名进一步投机炒作楼市的行为。

　　事实上，随着这几个月以来楼市的疯狂上涨，温州客们在投资上已经趋于谨慎。一位经常带着看房团往来上海与温州之间看房的负责人告诉我，与前几年的直接下单不同，现在的温州人已经改变，比如先选择观望，好好盘算后再下单。一位在历次宏观调控中都成功潜伏下来的“职业炒家”更直白地说，他并不看好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楼市，按照房价收入比计算，“房价快比美国高了！”

　　回到文首，采访对象说完被上海司机拒载的遭遇后问我，“就像投资股市一样，投资房产不是也很正常吗？更何况，难道你没有发现，正是温州人唤醒了中国人投资房产的欲望吗？”

　　其实，抛开职业道德，拒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司机只是收入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而以温州人为代表的“炒房团”在客观上的确给老百姓们带来了深刻的切肤之痛，比如日益走高、脱离自身购买力的房价。对于老百姓来说，经济能力限制了他们的“投资”，而采访对象所说的“欲望”，即使能够被唤起，但加诸他们的，恐怕只能是双倍的痛苦。

　　第四波炒房潮

　　南都周刊记者·牛思远

　　如果要评选中国楼市的热门词，“炒房团”一定会名列前茅。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词汇。从字面上看，“炒房”和“炒股”不过一字之差，后者早已被社会普遍认可为一种正常的投资行为，而前者至今无法摆脱充满争议的命运。

　　事实上，和这个群体的复杂组成一样，炒房团本身的定义也难以简单说明白：怎么样才算炒房？是单指做短线买进卖出还是包含了长线投资者？

　　可以理清的似乎只有他们自己的态度。无论是在媒体上频频曝光的温州人、山西人、深圳人，还是其他城市的楼市投资者，“炒房团”都是他们不喜欢的标签。在他们眼里，自己的购房行为，不过是和炒股一样无可厚非的投资行为。

　　然而，房价对普通民众的敏感性，注定了他们的愿望只能落空。

　　2001年8月18日，当157个温州人怀揣巨额的资金浩浩荡荡地进入了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在3天时间里买下了100多套房子，擅于炒股的上海人发出了惊呼：“炒房团来了！”

　　上海人的惊呼背后，是对这些外地人推高上海房价的恐惧。2001年前后，中国经济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各地房价基本都处于低位，唯有上海房价一路狂飙。第一个“温州炒房团”的到来，预示着温州民间资本对这片房产热土的关注——关注的结果，往往预示着房价的继续走高。

　　不过，此时的温州炒房团规模并不大，活动范围也基本限于上海、杭州等地，炒房团并未正式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但在开发商、地方政府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他们很快走向更多的城市。

　　从2004年开始，随着全国各地房价的缓慢上扬，炒房团开始由上海向长三角的江浙等地蔓延。而在中国另两个经济圈的北京、广深等城市，各类炒房团也零星出现。由于组团的方式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拿到更低的折扣，更多的投资客开始有组织地加入了这种钱生钱的快车道。

　　一年后，由于投资型需求比重过大，最开始受到炒房团青睐的上海房价狂跌。始于2003年的地产宏观调控也开始显现出效果，叱咤一时的温州炒房团开始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淡出不是退出。嗅觉敏锐的投资客们并没有就此退出舞台，用他们的话来说，“只是在下雨天打打盹，等待来日的天晴”。

　　2007年前后，伴随房价再次狂飙，第三波炒房团的高潮迅速在全国上演。温州炒房团再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赢得“楼市炒作名”，他们东征上海、杭州，南下广深、海南，北取京津、西至重庆、成都？?在这轮炒房团浪潮中，除了名震江湖的温州太太团，山西煤矿主等新的钱主也开始初露峥嵘，他们合力推高了各地的楼价。

　　在舆论与民愤的压力下，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政府不得不出手，限制期房转让、二手房市场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购房实名制等强力举措纷纷出台，炒房团开始了向二三线城市的撤离。其后，中西部的成都、重庆、西安等二线城市成了这轮投资潮的宠儿。但在市场步入拐点之后，全国楼市跌声一片，此轮炒房风波宣告偃旗息鼓。

　　今年年初以来，各地房价的渐次回暖，房企拿地也开始渐入佳境。“春江水暖鸭先知”，伴随交易的回暖和通涨的强烈预期，手握大把钞票、沉寂两年之久的炒房团又开始蠢蠢欲动，并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全国核心城市开始找寻可以投资升值的新物业。八年间的第四波炒房团的身影就这样又一次走进了普通百姓的视野。可以想象的是，炒房团出没的这些城市里的普通百姓们，又一次陷入了对房价癫狂的恐惧之中。

　　此轮炒房团会不会像上轮一样，由三大经济圈开始，再向中西部蔓延渗透，目前还尚难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出现，无疑会预示着一个房价新波动周期的又一次开始。

　　到底是房价上涨催生了炒房团，还是炒房团的到来推高了房价，始终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或许争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条件下，炒房团早已演绎成了一个房价波动的参考指标，甚至远比所谓的主管部门的声音还来得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