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门不能墨守成规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昆明

　　“今天凌晨云南师大的一名泰国留学生在昆明市区被杀死，嫌疑人已经被抓……”2009年6月22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接受采访时接到这样的工作电话，他随即告诉对方，“不要希望能够靠掩盖信息来解决问题，警方要马上公布真实情况及案件进展，同时恳请各路媒体不要炒作，要知道这样的事件即使中国的媒体不报道泰国的媒体也会报道。”

　　这是伍皓一次真实的工作记录。“迅速、真实、全面对社会公开信息，告别以往的拖延、观望与屏蔽，避免公众舆论的误判，我觉得作为主管媒体的宣传部门应该有这样的新意识。”他说。

　　“在互联网时代，大量‘公民记者’的出现，给新闻的传播增加了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在鞭策着新闻主管部门变革。”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

　　“新闻传播本来就是由宣传部主导和主管的，但利益的权衡或许跟社会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法制教研室原主任韦锋认为，信息公开制度是社会管理中较低层级的管理行为，要衡量信息公开的合理程度和恰当方式，还需要考察更高层级的规制。“现行的信息公开或者信息发布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的：不是根据社会‘要不要’，而是根据自己‘能不能’——这样的信息公开和信息发布制度注定很难满足社会的需求。”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学者李韧则认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发布方增加了新的竞争者，宣传部门控制信息流通的传统方法已经过时，甚至产生了很多负作用。

　　显然，在各种矛盾中，急需一座“桥梁”来常态性地完成真实信息发布、服务工作，而且能够具备制度保证。就目前情况而言，各种政府机构的新闻办公室明显力不从心，工作常常被动，而传统的主管部门——宣传部在“管理”与“服务”方面的职能并不清晰，没有能够发挥最好作用。

　　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西藏、云南任新华社记者16年，2008年12月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在探索“信息公开”和“宣传部门新角色”的行列里，近来成为积极而突出的一员。

　　宣传部门如何把帮助公众知情作为新的历史职责？本刊记者在昆明与伍皓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如何维护党委政府的形象

　　《南风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对你而言是份新职业，可你迅速就成为了热点人物，是这个职位的原因，还是你个人的因素？

　　伍皓：我自己总结了一句话：以人格的力量赢得公众、以坦荡的力量赢得媒体、以求真的力量赢得信任。自从就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以来，我就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工作方向进行了新的思考，在关注宣传部门工作历史贡献的同时，更希望其在新的时期能够肩负起新的职责。

　　媒体圈外的许多人开始认识我，是从“躲猫猫事件”开始的，后来的“小学女生卖淫案”更强化了公众对我的印象。许多新朋旧友都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你与以往的宣传部领导表现不一样？”在他们的记忆中，一旦各种突发事件发生、各种事件矛盾激化，宣传部门一般都只会利用管理优势对媒体进行压制，或者对公众的信息诉求进行逃避。但是我不会再这样做了，除非涉及国家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信息，否则我都会千方百计迅速、真实、全面对社会公开，告别以往的拖延、观望与屏蔽作风，避免引起公众舆论的误判。作为主管媒体的宣传部门领导，应该有这样的新意识。

　　当然，很多人对我在两起案件中“不同的表现”也议论纷纷，认为我在玩变脸，玩政治游戏，其实是对我工作思路与职责的一种误解。似乎在他们看来，我永远必须是同样的面孔和“立场”，否则就是一个道德有问题的人，根本就没有考虑两起事件的不同性质：前者警方有掩盖信息之嫌，后者当事人有证据造假之疑。

　　事实上，我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又有10多年的记者工作经历，在自律方面是有一定修炼的。捍卫真相，对公众负责，这是我一贯的追求，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修养要求。我不否认我从媒体行业转到宣传部官员，个人角色已经改变，但是自身的责任感，对社会对党委政府的责任感我是不会丢弃的。

　　《南风窗》：在许多人看来，宣传部就是党委政府之下的一个部门，似乎很难有独立的建树？

　　伍皓：现在，我既然已经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么已经算是党委政府的“形象塑造师”、“形象雕刻师”了。事实上，党委政府的良好形象应该如何塑造、如何维护，宣传部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一直是个值得思考的难题，也一直在困扰广大宣传部门的官员。

　　众所周知的情况是，传统上宣传部除了完成党委政府思想、政策等工作的宣传任务，遇到额外的问题，却总是希望能遮就遮，能大事化小最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信息消防队”，但是传统的种种做法真的就维护了党委政府的形象了吗？我看未必，有些时候甚至还给党委政府带来了许多不应出现的负面影响。

　　什么才叫党委政府的形象？我个人的理解是“透明、阳光、法制、责任”，宣传部门只有最大限度地做好这些工作，让公众认可这些状况，才叫维护了党委政府的形象。

　　现在，随着互联网、手机短信、视频通讯等新方式的诞生，公众无论在获取信息，还是参与信息传递方面越来越简单，大大促进了公众的知情权。面对这样的时代发展趋势，宣传部门不能墨守成规，观念必须更新，否则将成为历史前进中的绊脚石。

　　如果宣传部门不能意识到这些变化，指导思想仍然原地踏步，那么具体工作的方式方法必然还要出问题。事实上，研究宣传部门的历史可以看出，其在工作中很少有自己的利益得失，即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少出在自身，而绝大多数是出在别的部门。针对这样的客观现实，宣传部门其实就应该放开手脚大干，自己的工作有成绩了，也可以促进别的部门工作，进而保证党委政府整体的工作开展。

　　《南风窗》：说话还是不说话，说真话还是说套话，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两难选择？

　　伍皓：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利益斗争事件也层出不穷，大量社会矛盾经常以案件形式汇聚到政法机关或各级政府，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也就是不断产生“社会舆论事件风波”的重要原因。

　　我必须特别指出：纵观国内各种大小事件，没有哪起事件是因为党委政府说了真话而形成风波。

　　我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情况，很多时候，公众对事件真相的要求是次要的，对党委政府的态度要求却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如果党委政府态度诚恳、积极，公众并不会对事件真相本身产生太大反应；反之，公众会因为一些党委政府暧昧、粗暴和压制的工作态度产生反感，进而影响到对所有事情的怀疑，致使事件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例如“躲猫猫事件”，如果公安机关首先就说明“可能存在牢头狱霸”，并积极展开调查、公布信息，依法处理责任人，肯定不会产生这么大的风波，给云南党委政府的形象带来这么大的危害。由于许多干部、官员一直抱着“家丑不外扬”的传统观念不放，往往最后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于国家、于社会、于其自身都没有任何益处。而事件一旦形成风波，就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应对，结果也很难保证。有这样一种说法：编了一句假话，就需要有另外十句假话来证明，可以想象其中的复杂性。

　　“躲猫猫事件”的完整经历，也刚好可以从反面证明我前面所谈“什么才叫维护了党委政府的形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