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如何应对垃圾围城

　　北京市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平均超负荷率达67%，填埋场服务周期缩短一半，剩余寿命仅4年左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北京市正在对每天产生的1.84万吨垃圾宣战。

　　“政府要在很多方面给予优先。原来苦于设施建设慢，主要是在规划上、超前预留储备用地上、统筹方面做得不够。同时，焚烧、综合处理等新技术，要优先用于垃圾处理。”北京市政管委副主任陈玲，就一个多月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向本刊记者解读说。

　　在这份《意见》中，首都的垃圾处理结构调整有了明确目标：2012年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为2：3：5，2015年这个比例为4：3：3，其中焚烧的比例被大幅提高。

　　然而，这样的技术布局，并非水到渠成。2009年3月11日，北京市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在周边居民长达两年的抗议中，被国家环保部列为“停建、进一步论证”的项目。而北京市规划中的其他焚烧厂，也面临类似的环境争议。

　　在垃圾问题专家赵章元看来，政府要做出合理的技术路径选择，除了考虑成本、政策等因素，特别要考虑到公众对相关决策的参与。“垃圾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安定问题，政府要紧急动员去解决。”

　　填埋场还能用4年

　　“它的容量是892万立方米，使用6年期间已经填埋了60%。现在如果不控制，两三年就饱和了。”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顾来茹，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附近告诉《望东方周刊》，这个位于北京东面的填埋场，规划的30年寿命，如今已被大大压缩。

　　直接原因是，“垃圾量超出处理能力”。

　　建成于2002年底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场，作为朝阳区最大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原本设计的日处理能力为1000吨。2003年投入使用后，日处理量很快达到1534吨。

　　很快，这个垃圾填埋场的处理范围不仅包括朝阳区，还有通州地区，日处理量逐年增加。“2006年是2677吨，2007年是3193吨，2008年是3400吨。”

　　高安屯的膨胀状态，只是北京垃圾填埋厂现状的一个缩影。据北京市政管委宣传处处长郭卫东介绍，目前，北京市垃圾日产生量1.84万吨，设施总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实际日处理1.74万吨，设施平均超负荷率达67%。结果是填埋场服务周期缩短一半，剩余寿命仅4年左右。

　　长期超负荷运转的填埋厂，在顾来茹看来，就像一个快要撑破的袋子，岌岌可危。

　　2008年七八月，是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最难熬的日子。填埋场周边多个小区向朝阳区环保局致信抗议，直到朝阳区政府就垃圾场臭味向居民公开致歉。填埋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居民的反映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臭味确实很大。

　　“臭味大增”的背后是现实困境：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按照计划，原先主要解决城市垃圾，随着2007年、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阶段对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农村的大量垃圾也纳入了处理范围。一进入2008年，处理量就超出了承受能力的三倍多。

　　北京奥运期间，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达到了极限。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奥运之前，各大宾馆饭店的餐厨垃圾，都通过小商小贩用拉泔水的车，运送到外地农村。奥运期间这些车辆不能进京，垃圾全进了填埋场。“都是一些容易腐烂的东西，夏季高温，雨水一多，泔水味自然大。”

　　居民反映之后，政府部门向朝阳区处理中心下达了限期治理通知书，填埋场也采取了不少补救措施。“2009年高安屯垃圾填埋厂启动了第三期沼气发电工程，仍满足不了填埋气的排放需求，又加了四组大的火炬，直接把填埋气烧掉。”

　　2009年4月，北京市政管委提出“启用全部设施消除垃圾填埋场的臭味”。对此，顾来茹表示，只能尽力降到最低。“中国的垃圾成分太复杂，填埋场沼气太多，不是说想控制就能100%控制住。”

　　“政府对此很头疼。想关填埋场，但关不掉。”朝阳区垃圾处理中心一位张姓工作人员说，一是因为必须留出一部分填埋空间，未来即使焚烧厂、综合处理厂都建设起来，还有一部分残渣需要填埋。

　　更重要的理由是，“填埋场要用到什么时候，现在不好说。只有等到焚烧、综合等设施上得全，运行得好，才可以停。”

　　在此之前，政府只能努力延长填埋场的“寿命”。

　　垃圾焚烧厂周折频频

　　眼下，高安屯填埋场正在“减负”---每天的处理量一部分被市属的垃圾填埋场分流，一部分送到新建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厂。这样，高安屯的日处理量被控制在1000吨。

　　然而，这并没有让顾来茹和同事感到轻松，他们很清楚，接受“分流”的市属填埋场同样面临饱和窘境。缓解危机的希望，寄托在距填埋场不远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厂。

　　这座焚烧厂于2008年奥运前举行了点火仪式，当年10月试运行。“尽管目前还处于调试阶段，每天的处理量已达到1500吨左右，接近预先设计的1600吨。”

　　除了“减量快”的优势，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尤为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相比于填埋场占地600亩，焚烧厂只需要70亩土地。

　　这对于无地可埋的“北京垃圾”而言，有着特别意义。市政管委称，目前北京市用于垃圾处理项目的土地日益减少，新建填埋场，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建设需要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

　　于是，建焚烧厂成为政府首选。而在顾来茹的记忆中，焚烧厂本该来得更早一些。

　　2003年底，北京市政府首次公布《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提出了“2008年前要完成朝阳、南宫、海淀3座焚烧厂建设”的目标。而今，除了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在试运行，其余均未建成，甚至遭遇强大阻力。

　　即便是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也有很多周折。负责焚烧厂运行的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易达向本刊记者介绍，早在1997年国家发改委就对该厂立项，动工建设则在9年后。

　　“折腾这么久”的原因主要是资金。该厂投资8个多亿，是一个填埋场投资的四五倍，按照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的说法，建焚烧厂，烧垃圾之前先“烧钱”。于是，政府先要费力寻找投资者。 

　　“一开始有很多股东，直到2003年才最终确定金州集团为股东，出于融资需要改了结构，现在叫金州环境控股集团，是中外合资企业。”李易达说，政府只出地，没有掏钱，整个运行由企业负责。

　　而市政管委则对本刊表示，“2015年前建设的垃圾焚烧厂项目是以市政府投资为主”。对此，顾来茹说，从北京市来讲，还是由政府投资，政府委托运营较好。

　　“一般企业做不下来。”在李易达看来，焚烧厂的市场化道路并不顺畅，“虽然政府很急，要求按绿色通道项目审批，但光办手续就好几年，很多细节还得区里市里帮着协调。”

　　最难的是相关扶植政策迟迟不到位。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焚烧厂外面的输电线路，本由电力企业负责建设，但是，当时电力企业以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立项早，不能享受政策为由，拒绝建设。“最后只能自己做，光拆迁、征地就用了两三年。”

　　焚烧厂运行后，仍处于困境。李易达说，因为筹资困难，部分资金向银行贷款，条件是垃圾补贴政策都会到位。而直到最近，这些政策才略有眉目。

　　舆论危机

　　在高安屯焚烧厂建设的过程中，北京市曾有过几次大的讨论：要不要上焚烧厂，利弊如何。在李易达的印象中，有段时间一直听到反对的声音。“不过，现在反对期已经过了，进入鼓励阶段。”

　　“鼓励”来自北京市政府。市发改委、规划委等多部门的主管领导相继表示：焚烧厂的建设是必需的。市政管委在回答“确定怎样的技术处理路线”时，提出对发达国家“科学合理”经验的借鉴，重点是“美国、日本、英国垃圾焚烧比例逐年上升”。

　　这种决心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此前，有位专家给中央写信，说北京市就要垃圾围城，焚烧是一个方向。今年，国家发改委就接到委托，在全国范围内对焚烧厂做调研，供高层领导决策。”李易达说。

　　然而，在这些决心落实到每一个焚烧厂的建设上时，却遇到了意外的“舆论危机”。

　　2006年底，海淀区政府发布“海淀区十一五规划”，准备在六里屯新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并计划在2007年3月动工。周边居民的反对声陡然而起，一封投诉信在万名业主的联名请愿下，送达政府机关。

　　2006年3月，六里屯居民开始寻求法律援助，提出行政复议。2007年5月，尽管行政复议仍维持原有的规划，但政府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举办了首个“公众接待日”。

　　舆论并未就此平息，2007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六里屯数千居民聚集于国家环保总局，表达“反建”呼声。同日，海淀区副区长吴亚梅与居民代表见面，就六里屯焚烧厂建设进行沟通。

　　两天后，在国家环保总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环保总局官员建议，该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缓建。然而，环保部的意见并没有改变北京市政府的决心。

　　今年初，在政府决策和居民舆论相持不下之时，海淀区两会上，海淀区区长林抚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加快推进六里屯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而海淀区市政管委负责人表示，预计年内不会开工。

　　3月，国家环保部发表了对“六里屯焚烧厂争议”的最新意见：应进一步论证，未经核准不得开工。这个陷入争议风波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被暂时冻结。

　　“六里屯事件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垃圾焚烧后产生的二英问题。”李易达表示，像高安屯这样的大型焚烧厂，前期投入8个多亿，三分之二都是花在尾气治理，特别是二英的控制上。

　　陈玲表示，北京市既然下决心上焚烧厂，排放的标准会尽可能高。她介绍说，目前北京市的排放标准采取的是欧盟标准0.1纳克，高于国内一般标准。而进入调试阶段的高安屯焚烧厂，由北京市环保局委托中科院生态中心进行了两次测试，结果都在标准范围之内。

　　但是，公众的担忧并未消失，“舆论危机”也被看作一场“信任危机”。赵章元指出，这当中缺失了一个重要环节：公众对环保决策的参与。“建设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一定要告诉周边居民垃圾焚烧会产生二英，以及控制二英的方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