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军的参与力量

　　1989年，来自四川巴中的两个农民杜茂献、许继财来到北京。他们找到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的王维平，希望能进入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处理场捡破烂。

　　“这有什么不合适呢？他们捡得越多，环卫局就越省事儿，因为垃圾的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不仅过程烦琐，而且投入巨大，收益却甚微，如果这些人能把垃圾都捡走，全部消化掉才好呢。”王维平想。

　　不久，杜、许二人就被通知获准去捡垃圾。立即，他俩便率领500多位家乡父老兄弟，兴冲冲地奔进了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

　　多年后的今天，这批进京的捡垃圾大军已壮大到超过10万人。“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他们中有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区收购废品，有人从宾馆、饭店收泔水或从商场收废品，也有人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但无一例外的是，人均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并且，这帮“拾荒大军”可谓分工明确。整个军中有13个“舵”，共分成了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

　　获得的废品，经这些人集中分选后，金属类运往河北霸县；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县；玻璃运往邯郸市的国营或私营玻璃厂；胶皮鞋底运往定州市；纸类则运往保定造纸厂—俨然形成了完整的捡、运、销、加工一条龙体系。

　　而在这些靠垃圾吃饭的外地人中，更不乏因拾垃圾而发财、回家乡盖房、创办垃圾回收公司的例子。如今，这些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更有2000万之众。

　　在垃圾专家王维平看来，现阶段城市垃圾包括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政府组织的“正规军”参与的产业，包括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过程。第二部类为“拾荒大军”参与的产业，包括城市生活垃圾资源的分选、收购、交易、运输、再加工及再生品市场等。两大部类均包含较大规模的工程、技术、设备和劳动市场。

　　从垃圾总量分析，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逐年上升；从垃圾成份分析，垃圾成份中资源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不仅为第二部类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也增加了第一部类的压力。

　　但两者都毫无例外地说明，垃圾中其实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垃圾就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它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润和生态利益。”国内环保权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

　　他以纸张举例。

　　“按照当前的技术，回收利用一吨废纸可再造出800公斤好纸，可以挽救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少用纯碱240公斤，降低造纸的污染排放75%，节约造纸能源消耗40%至50%。北京每天扔掉的废纸达1500吨，如果将这些废纸回收利用，1200吨纸张将会重新回到书桌上。”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90%以上的城市垃圾无法处理，只能堆放和填埋，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资源损失价值在250亿元至300亿元人民币，如果采用分类收集处理，实现垃圾资源化，每年可以创造的产值至少在2500亿元以上。

　　然而，垃圾资源回收利用整个产业化链条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一整套集捡拾、收购、分选、运输、转运、销售、加工、成品市场、检测、管理，总规模控制于一体的科学体系。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为了兼顾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利益，西方不少国家政府开始对垃圾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和相关产业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并形成了相当规模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称之为三R产业，即Recycle(循环)、Reuse(再生)、Reduce(减量)。但在国内，这方面还基本属于空白。

　　尽管，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

　　解放初期，在勤俭治国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一流的废品回收网络。如1965年，北京二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就有2000多个。但进入80年代后，计划经济下的废品回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于管理、税收、离退休负担等矛盾，这个行业也严重地萎缩了。

　　到了1997年，三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仅仅剩下了16个。

　　解救之道

　　如今，面对如何拆除围城垃圾这枚巨型“炸弹”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答案又从填埋变成了焚烧。

　　放眼全国，已经拥有焚烧炉的城市包括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温州、武汉、重庆、广州、太原……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中。

　　与此同时，与垃圾焚烧有关的争议也日趋白热化。争议的焦点，就是焚烧产生的致癌物质二恶英。

　　年逾花甲的环保权威赵章元，是目前国内坚定的“反焚烧派”，他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而且累积效应是十分可怕的。”

　　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的王维平，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使其处于对人体健康的范围内。

　　他认为，现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困难，根本原因还在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

　　据了解，当前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城市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法。而中国城市垃圾处理70%以上都采用比较简陋的填埋方法，高温堆肥和焚烧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对于垃圾治理问题，北京市政协常委李少华曾经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政府各部门协调一致加快城市垃圾处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的建议案。

　　他在议案中写道：垃圾处理的诸多问题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并提出“北京市政府在确定专业部门牵头的情况下，协调市政府各个有关部门，通盘考虑北京市垃圾处理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简化相关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制定前瞻性的规划和措施，注意协调和调动社会各界力量，而不要由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独家包办。”

　　此外，他还多次建议垃圾处理走向市场。

　　这与全国政协常委程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程青呼吁，要向社会开放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一个企业管理、政府监督、法律保障的公平竞争平台，将垃圾的收集、分拣、回收、储运、处理、再生利用、产品经营等一体化，形成一个产业链，实现互动式发展。

　　而在王维平看来，源头控制同样也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关键。

　　所谓“源头消减”，不仅包括净菜进城，限制消费性包装，循环利用包装物，还包括建立完善废品回收系统，鼓励生产环节节省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垃圾分类收集，垃圾计量收费，对垃圾排放大户实施惩罚性收费，对电池、灯管和包装等生产企业征收处理费等等。

　　王维平认为，目前国内垃圾的减量化已不是最大的问题，难的还是垃圾的分类回收。比如，小小的一只废电池。

　　人人都知道废电池对环境的危害相当大，中国电池年产量180多亿只，回收率却不到2%，而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开始注意对其分类单独回收，很多小朋友们也费很大劲将其收集起来。但回收结果却是，即使这些废旧电池在源头上分开了，也很少有企业愿意回收利用。

　　“我感觉，今年将是垃圾问题大爆发的一年。”王维平对未来的形势感到担忧。“如果政府还不当机立断，把垃圾分类等源头的事情做好，将来就会很危险。”

　　他说，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有关政府部门一直没能与市民形成一种合力。他个人曾经建议居民，自己先把垃圾分类做起来，“但照做的人很少”。

　　而根据近日的媒体报道，在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同时，北京已经选择包括市属机关、公司、商场等百家单位，做零废弃管理试点；果菜市场设有机垃圾处理设施，一些菜叶就地进行堆肥和生化处理；在每个区县10%的常住人口中，实行垃圾分类。

　　这个理念不仅跟很多垃圾处理专家想法接近，也跟很多环保组织的理念贴近了。

　　一位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不能真正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真正的解决，一定要重视前端，注意减量与分类，而这恰恰又是城市管理者和公众都不重视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