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抗击SARS

　　2003年4月，三联书店为加强对《三联生活周刊》的管理，要求《三联生活周刊》搬回书店。编辑部于是被安排进了一个基本没有窗户可通风的密集的办公空间，白天必须通过灯光照明。对于《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而言，因为习惯了比较自由的思维与工作习惯，很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变化。

　　其实，在搬回三联书店之前，SARS已经开始肆虐了。但因为《三联生活周刊》当时面临三联书店管理方法的改变，对它的反应未能做到迅捷。在整个SARS开始蔓延阶段，周刊的反应是被动了，当时的《财经》杂志马上以尖锐的姿态迅速控制了传媒的影响力，有读者甚至对周刊失望到要求退订，才由李鸿谷集中了编辑部较强的记者，连续做了3期封面。我们的后起，只能走提升高度的道路，提出了“SARS政治”这个概念。当时，李伟成为突破采访的主力，他突破到北京人民医院，已经做成了一篇全景式描述SARS为何蔓延全貌的报道，最后因为医院领导赶到编辑部要求撤稿而只能忍痛放弃。

　　这一年我们也报道了孙志刚事件，但在南方报业已经深度报道孙志刚之后，是由李菁去突破的。这一年，李菁与金焱合作，还在层层封锁之下，硬是突破了对“神舟五号”的采访。当时，《三联生活周刊》还完全是边缘性媒体，进入航天城采访根本无可能。但金焱与李菁硬是以她们不懈的精神感动了采访对象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采访结果。

　　这一年，最突出的封面是李菁到河南，与高耀洁老人住在一起，体验老人的日常生活，在与老人同吃同住中，倾注了极大的情感，挖掘出老人的精神心理，最后完成了《人道主义者高耀洁》，这是《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以来相对做得最好的一个人物报道。这一年开始，2001年入职的王小峰开始发挥作用，他与孟静、小于一起，开始关注春节晚会的名利场，然后又写了周杰伦的一个封面故事。

　　这一年8月25日出版的第34期起，主编朱伟被改为总监朱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称，原因是因为一篇反思SARS防卫过当的文章。主编的名称在一年后才恢复。这一年，李伟、巫昂等一批记者离开了编辑部。

　　高耀洁：一个人的战斗

　　如果仅仅从个人职业角度来说，我庆幸自己碰到了这样一位经历丰富、性格鲜明又饱含人性光辉的受访者，而从更广阔的层面而言，我有幸用自己的笔记录了这样一位特殊的老人，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社会对待艾滋病问题的社会进程。

　　主笔◎李菁   题图人物摄影◎蔡小川

　　人道主义者

　　没记错的话，2003年是周刊进行“年度人物”评选的第三年。评选“年度人物”，实际上也是对当年发生的社会政治生活重大事件的梳理和回顾，周刊将前两年的“年度人物”分别给了刘丽英和姚明。几年后，当令人眼花缭乱的“年度××人物”已经成了诸多媒体吸引眼球的一种游戏时，周刊却早已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种新闻模式，又在做其他形式的探索了。

　　时间回到2003年，选择谁做“年度人物”，是件颇费思量的事情：最主旋律的航天英雄杨利伟，SARS标志性人物钟南山……他们都以最显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主编和我们一起陷入讨论，但大家总是觉得似乎还应该有一个更特别、更有意义、更符合“三联价值观”的人选出现。

　　有人提议了高耀洁。被媒体冠以“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是与“中国特色”的艾滋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90年代，被“血浆经济”产生的巨大利润所吸引，大大小小的采血站在河南、安徽等地盛行，因而吸引了从青壮年到中老年各个年龄、渴望用血液换取财富的卖血者。可是，在这种简陋不堪的采血站里，如果其中一名供血者携带HIV病毒，他的血混同于其他供血者，又被注回到其他供血者体内，艾滋病毒便由此悄悄地形成了一个愈来愈长、愈来愈广的传播链条。

　　遗憾的是，由于各地政府对采浆过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讳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于人群中。而这些最基层的民众又缺乏对艾滋病知识的基本了解，由“血浆经济”导致的艾滋病，在一些乡村大面积蔓延开来。贫穷迫使这些村民靠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暂时的财富，钱还没在他们手上捂热几年，更大的灾难不仅将原来的那些血汗钱席卷一空，更将一个个家庭彻彻底底地摧毁。而已退休、本应颐养天年的高耀洁在偶然了解这一真相后，在几年时间里，频频深入那些疫情最严重的乡村，一方面以一己之力宣传与艾滋病有关的种种知识，另一方面，她又通过各种渠道，把那里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尽管相对政府所体现的国家力量，民间的防艾力量也许微不足道，但高耀洁却成为这支特殊队伍中最特殊的一员。

　　对周刊来说，艾滋病也一直是它持续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国家层面出现如此重大变化的当头，具有符号意义的高耀洁，由此便毫无争议地成为周刊2003年“年度人物”的最终选择。至于将这位七旬老太置于何种高度来理解和定义，主编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一锤定音：人道主义者。入选的其余4位，依此类推，都获得了一个标签，于是有了“国家英雄杨利伟”、“知识分子钟南山”、“财富偶像陈天桥”、“市民代表倪正茂”。他们5位各自所形成的故事，共同构成了周刊对2003年的年度回忆。

　　这个人物报道的任务被主编分配给了我。临行前他和李鸿谷谆谆教导：一定要挖掘出她“人性光辉的一面”。我不知深浅、了无负担地领命而去。

　　我的零距离

　　与之前经常遭遇的那些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突发事件相比，这一次采访的难度并不算大。之前我的同事高昱在做《血祸》这一报道时曾与高耀洁打过交道，有了这层铺垫，老人对我和我们的杂志也相对亲切。但是她在电话里提醒我，要尽可能地不引人注意，以避免可能的麻烦——尽管她知道这番话也是会被人听到的。

　　当时，对河南的某些人来说，高耀洁是位非常不受欢迎的人物。理由很简单，她曝了河南的“家丑”。虽然在她的努力下，上蔡、文楼、尉氏等艾滋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渐渐被外界所知，但是这些地方的人们却生活在“艾滋村”标签的阴影下。当地农民们推着西瓜进城卖不出去，一些人外出打工也被拒绝；有人说，安徽、湖北、贵州也有艾滋村，但河南倒霉就倒霉在出了个高耀洁。

　　在艾滋疫情与数字仍与“政治”挂钩的时候，高耀洁更成为一些官员又恨又怕的人物。地方官员对她的“严防死守”也从未中断过。赴郑州采访之前对高耀洁在当地的状态已有不少耳闻：本已和她约好一起去艾滋病疫区采访的央视某记者，一到当地就被人拦住，关在某招待所遭到数小时的盘查。还有一位摄影记者去某艾滋村拍照，马上有人找到高耀洁家，怀疑她跟摄影记者“串通”，让她把胶卷要出来。也许是得益于文字记者独来独往，不事声张的工作特点，我在高家的几天并没有遇到什么刁难。老人后来告诉我，自从几天前温总理和艾滋病人握手后，她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边或明或暗的敌意也暂时消失了。

　　对采访过程，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设计，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是，尽可能近距离地接近她，尽可能多时间地了解她。于是选了离高家只有不到10分钟路程的宾馆住下。老人家告诉我，他们每天开始得很早，于是7点一过，我便准时到她家“上班”，待上整整一天，晚上21点左右，我再“下班”回宾馆。这样跟着老两口一起生活了3天。

　　老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大部分时间，她在她的小屋子里编宣传册，或者给全国各地的寄信者回信，解答他们各式各样的疑惑和问题。她工作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翻看那些信，或者帮助她简单地修改文字，而帮着她一起叠宣传品、装信封的时间则成了我的采访时间。也许是这种随意的方式让老人也彻底放松下来，完全打开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用后来时髦的话说，我和她之间，完全是“零距离”。而由此观察到的，也是一个生活中最真实的高耀洁。我后来回到北京写稿时发现，我甚至不用翻看采访本，她那些鲜活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都按捺不住地“蹦”到我脑海里。

　　采访高耀洁的过程中，还有一段特殊经历，可惜它当时无法被包含在我的文字里，现在记下权作补充吧。

　　那是在高耀洁家采访的最后一天下午，老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称晚上可能会有一位大领导想见她，告诉她不要吃饭，届时会有一辆车准时来接她。

　　因为这几年高耀洁在外面“结仇”太多，她本人也遭遇了不少并不愉快的经历，所以她的老伴郭爷爷总是担惊受怕，唯恐她在外面遭人暗算。这个电话让老两口摸不清底细。老两口商量了一下，觉得让我陪着她去比较保险，于是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老两口又觉得我以记者的身份出现不太好，3个人讨论一番，决定以她家的助手或保姆身份出现。为了更贴近我的新“身份”，我向家里的小保姆借了一件油渍渍的棉服穿在身上。

　　冬天的夜晚来得很早，17点多一点，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电话果然响了，对方告知车已到楼下。我扶着高耀洁准备出门，郭爷爷颤巍巍地走到我跟前，神色颇为凝重地说：“闺女，小心啊，老婆子交给你了……”老太太没接话，却迅速扫了我一眼，果断地说了句：“把口红擦掉！”

　　楼下果然已有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那儿，车牌号也比较特殊。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迎了上来，自我介绍是省里某位领导的秘书，奉命来接她的。老人家指了一下我，说是来帮忙的助手，对方也并没有多问。我尽量地沉默以免“暴露身份”，但内心却充满好奇和兴奋，想知道会有什么样特殊的经历在等待着我。

　　奥迪车在黑暗中驶了好久，渐渐驶出市区进入郊外，不久停在宽敞气派的宾馆里。有人把老人叫到一边耳语许久，过了一会，老人走到我身边轻声告诉我：吴仪来河南视察了，点名要见她。

　　等了一段时间，有人把高耀洁接走，我看着她的小脚一步一步在长长的走廊里慢慢走着，陪同的地方干部帮她打开沉重的大门后，退了出来。于是外面等候的客厅里，只剩下我和领导秘书面对面坐着。等待的时间有些难以打发，沉默了一段时间，我们俩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他问我的身份，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是帮助高老师的义工”；他顺口问我：“听你口音不像河南人？”我又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在北京读书。”也许是“做贼心虚”，我一直不敢抬起眼睛和对方对视。记得谈话当中也提到高耀洁，秘书轻轻笑了笑，满脸欲说还休的表情，又似乎无奈地长叹一声。

　　一个多小时后，一直紧闭的门打开了，吴仪与高耀洁并排走了出来，眼前所见的吴仪果然气度不凡。送了高耀洁一段后，两人握手告别。上了车，老人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见面的一些情况，她告诉我说，吴仪一见到她便说：“这里没有外人，有什么情况你就直说吧！”而吴仪的秘书对情况的了解也让老人家非常意外。高耀洁显然对这次会谈非常满意，对吴仪赞颂不已。回了家，郭爷爷见我们相安无事，如释重负。

　　还原真实

　　3天的朝夕相处，积累的材料越来越多，可是我却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近距离的观察，让我看到了耀眼光环下的另一些侧面，而坦率地说，这些侧面有很多地方是我不能理解甚至不太喜欢的。

　　随着媒体曝光率的增多，“高耀洁”的名字也有象征意义。很多有志于做艾滋病防治的人希望借助她的影响做一些事情。我记得在她家的时候，老人还接过一个电话，对方是台湾人，要捐30万元人民币，老人毫不犹豫地拒绝。类似的电话，几天内我亲眼见她拒绝掉好几个。她的理由是，现在防艾圈太过复杂，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这不是已近80岁的她所能应付的。她宁愿在家里编写各种防艾滋病的印刷品，邮寄到各地，这也是让她最熟悉也最有安全感的一个空间。尽管在外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资源浪费。而对于上门推荐能治好艾滋病的“各路神医”，她一律斥之为“骗子”，不但逐出家门，还写文章“讨伐”，为此还惹了一场持续几年的官司。

　　高耀洁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绝大多数都是经血液传播而感染，所以对那些持“性传播为主”的学者，她也毫不客气地指责为“昧着良心说话”，她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术之争，虽然这也并不是她的专业范围。高耀洁在类似问题上的高调，与我采访过的另一位艾滋领域的著名医生桂希恩截然相反。桂希恩是最早确认流行于河南乡村间的“怪病”是艾滋病的医生，他对那些艾滋病人的关爱丝毫不逊于高耀洁，甚至过春节的时候将走投无路的艾滋病人接到家里吃住，但是桂希恩谨慎地守着他的专业领域，而绝少在公共领域发言。

　　将高耀洁放在世俗社会的坐标里，观察到的结果也非常复杂。

　　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是东北人，当年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跟着部队入关多少年，仍保持着浓浓的东北腔。郭爷爷性子温和，与嫉恶如仇、非白即黑的高耀洁截然不同。作为个人，我可能更喜欢郭爷爷一些。

　　老两口的家里一直没洗衣机，这个工作便一直由郭爷爷承担，一直到快80岁了，才找了个帮手替下他。儿子抱怨母亲对父亲不好，我也委婉地提醒她对郭爷爷是不是不够关心，老太太却硬邦邦地来了句：“我最近对他已经不错了，半夜还过去看他睡得怎么样……”

　　高耀洁在接受采访时，几次谈到儿子对她事业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因她将艾滋病人带回家而拒绝回来。被母亲当成“反面典型”一再上媒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一直试着联系高耀洁的儿子郭锄非时，想采访他。可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见面的要求，最终只同意电话里谈一谈。印象中郭锄非最多的就是一言难尽的叹气，伴之以不被外人理解的自嘲，他和两个妹妹在河南当地的处境，都因为母亲而受到很大影响，小妹妹甚至远走异国。在他看来，母亲只顾成全自己的事业和名声，而完全不顾及子女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感受。郭锄非最后缓缓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不能忘怀：“你能想象自己被置于整个社会对立面的感觉吗？”

　　我是周六回的北京，距离截稿之日只有一天。星期天开始动工的时候，面对一堆材料，我却陷入了一片迷茫。我觉得我无法像以前那样仰视她，毫无保留地赞美她。如此，又哪里写得出“人性的光辉”？……我记得自己一直纠结到周一凌晨1点，也理不出一个头绪，久违的一种绝望情绪排山倒海而来，直至心理完全崩溃，眼泪也不争气地倾泻而出……

　　重新一页页翻看材料，看那些艾滋病患者给她写的信，看多了，竟又感觉和这个老人心灵的距离，又一点点地接近起来，于是擦干眼泪，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键盘。想起她戴着老花镜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笔一画认真写回信的身影，想起她和郭爷爷驮着重重的大麻袋，一个邮局一个邮局投递宣传品的场景，想起她自年轻起就时常拿家里的东西接济生病的而被儿子称为“家贼”的故事……我发现自己重新理解了这位老人，我理解了她的愤怒，她的偏激，她的不宽容，她的不妥协，它们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公共利益的一种呐喊。在另一个层面上，恰恰是它们构成了一种力量，让她踽踽独行于防治艾滋病的艰难之路上。从世俗生活的层面来解读她，是对这位老人的最大亵渎。

　　回想起整个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老人那双曾经裹过的脚。这双只能穿34码的脚，和她1.6米的身高实在不相衬，所以每次走起路来，总是让人不放心——我一直奇怪这一点：为何之前所有有关她的报道都没有提及这个细节，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太无关紧要的碎屑，而在我的理解中，这双被裹过的脚，却有太多的意义。于是我写下了这段文字：“这双小脚曾是旧世界的一个象征，但在这一刻，高耀洁，这位77岁的老人，却成了中国民间抗击新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的新灾难——艾滋病的伟大象征。”

　　一个英雄拯救地球的标准好莱坞故事，从来不会成为中国故事的主线；同样，在防治艾滋病问题上，来自民间的防艾人士所起的作用，远远无法与政府投入产生的效果相提并论。在中国的现实下，更是如此。但也正因其国家力量如此强大，才显得高耀洁这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渺小个人，显得高贵而伟大。

　　于是在最沉的夜里，我却不再慌张，开始气定神闲地写了，我只是忠实地写下我对她的观察、对她的不解、对她的怜惜。也许我卸掉了她的光环，但是我尽量呈现一个活生生的、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最具感染力的。一鼓作气一直写到13点，发完稿子，忐忑不安，我不知道是否真正地刻画出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伟大人格。文章后来收到的反馈总算还好，我曾以为这篇并不全是赞美的文章会惹老人不高兴，没想到，老人家却非常认同这篇文章，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看得她自己还掉了泪……几年后，当我深陷于“别人的历史”里时，李鸿谷不止一次对我过早“隐退江湖”流露惋惜之情。他觉得我应该再写几个类似于高耀洁这样的人物，遗憾的是，像这样丰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物，却可遇不可求。

　　2004年春天，高耀洁被评选为“2003年感动中国人物”，到北京时我和她见了一面，老人被各种说不清身份的人簇拥左右，我只好远远地打了招呼，倒有几分怀念在郑州时朝夕相处的那位老人，在闲聊天时可以随手用大头针剔牙的那份无拘无束。后来在电视里看着她颤颤巍巍上台领奖的场面，心里由衷地祝愿老人未来之路不再有那么多让她愤怒之事。

　　2005年，我受邀参加了路透社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全球艾滋病研讨班。主持研讨班的是一位驻香港的前路透社记者，这位英国老头对中国现状很关心，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他特地点我和另一位中国记者走上台去，介绍中国的艾滋病疫情。我深深体会外界对于中国情况的担忧，以及所了解信息真实性的疑虑。而中国政府对待艾滋病的积极变化，也是他们乐意承认的：从2003年起，每年12月1日的“艾滋病日”，探望艾滋病患者成了一种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惯例。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地兑现他们艾滋病人数字公开和信息透明的承诺。

　　2004年的初春，为了采访艾滋孤儿，我第一次进入了河南商丘的艾滋村，听着他们平静地介绍自己或家人“身上有菌”(指艾滋病毒)，看着那些失去父母而一脸茫然的无辜孩子，感觉心被刺痛。此后几年内，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新闻仍时常见诸报道，再次提醒我们这个依然坚硬而残酷的现实。很多艾滋病人散落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不为我们所知，其实他们的灾难也是我们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无所作为，付出代价的，最终也将是我们自己。■

　　李菁，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2001~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