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迎接新世纪

　　1999年的年首，胡泳为《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一个封面故事《千年末，臭虫咬了我们一口》，讲述千年虫带来的电子灾变。胡泳是2000年离开《三联生活周刊》的，1999年他写的更重要的封面故事其实是《PC太阳落山了》与《中关村元年》。在2000年，他已经在《PC太阳落山了》的导言中预测：“3年后，用计算机上网的人将下降到64%，原因很简单：有众多更小巧、更便捷的信息电器应运而生。”在《中关村元年》的导言中，他则预示：“中关村绝对是观察21世纪中国的重要指标，它将和深圳、浦东一样，充当‘发动机’。”今天来回顾，不能不赞叹他在当时的敏锐。

　　1999年的迎接新世纪，《三联生活周刊》策划了三个重要的回顾性封面，它们分别是第17期《美国世纪》、第20期《自由是否真的来临》与最后一期的《民主的挑战》。这三个封面都由苗炜来负责，所以，这一年他成为了主角。这三个封面，第一个，希望回顾与反思美国对20世纪的决定性影响；第二个，希望通过殖民文化百年之终结，来讨论殖民帝国崩溃后，原殖民地民族是否真的获得了自由；第三个，是讨论“冷战”结束后，全球所面临的问题：民主真的来临了吗？这三个大题目在当时确实极具挑战性，它们也确实是当时苗炜特别愿意去钻研的问题。

　　苗炜其实从1997年起就开始表现出对国际政治，尤其是对民主、平等、自由，这样的话题的向往。他的擅长是读书，这三个封面其实是他的读书笔记的记录(《自由是否真的来临》是他与吴晓东一起操作的)。在《美国世纪》里，他选择了20个关键词的连接，在《民主的挑战中》，他又试图将推倒柏林墙、苏联瓦解、波尔布特这些政治性人物与事件做连接，但他的阅读确实难以帮助他来解释这之间的深刻关系。

　　这一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封面故事是高昱对天津摩托罗拉的调查，我们希望来深入考察一个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的结构与现状。这个在当年已经算篇幅长大的封面故事的导言中引用了时任美国劳工部长的一个说法，他说，下个世纪，“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和国家的工业，也将不再有国家的经济，至少不再有像我们一贯了解的那种概念”，也非常前瞻。

　　像“自由”这样的字眼儿

　　“我挺高兴在那个时候知道了哈耶克，也挺遗憾那时候还没看过以赛亚·伯林，不知道什么叫消极自由。我挺高兴阅读历史书的兴趣保留了下来，也挺遗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列宁墓》、《印度的夏天》这样的书。我挺高兴那时看了托马斯·卡莱尔对伟大人物与历史的描述，却不知道他还曾经说过，法律和政治并不是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房屋。”

　　◎苗炜   题图人物摄影◎蔡小川

　　1999年5月26日，巴塞罗那诺坎普球场，欧洲冠军杯的决赛。当天夜里，我在家里看球，照例有两三好友喝着啤酒。我支持的曼联队0∶1落后于拜仁慕尼黑，比赛还剩下最后几分钟，我已经放弃，打算睡觉。刚躺下，就听到客厅里一片欢呼，谢林汉姆攻入一球，曼联队扳平比分。我跳起来，到卫生间洗把脸，打算看加时赛，脸还没擦，再次听见一阵欢呼，索尔斯克亚又进一球，曼联队赢了。这个戏剧化的场面在补时3分钟内完成。

　　3分钟能读多少字？正常语速念出来可能会是500多字。如果是快速阅读，大概是1000字以上。如果一段历史故事，跨度在100年，用1000多字写出来，是不是也会特别有戏剧感呢？1999年是一个历史回顾的好年份，我看了很多文章，买了好几本“世纪回顾”，将100年的历史浓缩在一本“咖啡桌书”里，具体到一人一事，每篇都在几百字。那种戏剧感和曼联的3分钟逆转极为相像，我误以为，这就是历史，浑然不觉时间的长度能冲淡多少看似突然的转变。

　　1999年3月29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是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漫画，爱因斯坦半躺在床上，弗洛伊德拿着一个小本子在记录，看那意思，他是在给爱因斯坦催眠，让爱因斯坦倾诉。这期杂志评出了20名在20世纪里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里面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故事，讲述Thinker和Tinker的区别，前者是思想家，用思想改变世界，后者是实干，抡起胳膊把自己的想法实现，莱特兄弟本来是开自行车铺子的，但他们造出了飞机。文章不算长，结尾处用小号字体写着作者的名字——比尔·盖茨，“我当时就震惊了”，这将是一组多么有力的策划。《时代》将用5期杂志回顾20世纪，每期有不同主题，领袖与革命者20人，偶像20人，艺术家20人，企业家20人，撰稿者名头响亮，基辛格写的是球王贝利。我每周都等着新的《时代》寄过来，追着这个系列看，在里面看到熟悉的名字——毛泽东、切·格瓦拉，也认识了好几个陌生的名字，比如搞合成塑料的贝克兰。头一年，1998年，是《时代》周刊创刊75周年，我搞到了一本纪念册，名为《时代75》，我认真看里面的数据——它零售量最高的一本是1997年9月15日的“戴安娜王妃”，在美国的报摊上零售出118万本。2008年，我又买到一本文集《时代85周年最佳文稿》，里面收录着斯蒂芬·霍金为“世纪人物爱因斯坦”撰写的稿子。

　　我老早就看过金斯堡的长诗《美国》，可后来才注意到里面有这么几句——

　　难道你要让《时代》周刊控制你的感情生活吗？

　　我整天被《时代》周刊缠住不放。

　　我每星期都读它。

　　每当我从街角糖果店溜过时它的封面都盯着我。

　　我在伯克利公共图书馆地下室读它。

　　它总对我宣讲责任。商人们是严肃的。

　　电影制片商是严肃的。除了我以外每人都是严肃的。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手表品牌的宴会，大家照例要向外宾介绍一下自己的杂志，身边一朋友替我做了介绍：“你们的《时代》是1923年创办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也有80年的历史了。”我当然希望，这本杂志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连续出版，在每一个历史时刻都从现场发回报道。早年间，在燕莎商场有一个进口图书柜台，上面摆满了“时代——生活书系”，对一个刚干杂志的年轻人来说，那真是好榜样。

　　1999年9月15日，《三联生活周刊》出版了一期“世纪回顾”，封面就叫《美国世纪》，这是《时代》创办人亨利·卢斯提出来的概念，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就是，美国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我们要做世纪回顾，就绕不开美国。那个封面的构想来自模仿，找20个美国出产的东西，每个东西写上几百字，这20个东西包括飞机、梦露、福特生产线、迪斯尼、麦当劳等等。编辑老邢说，在美国出产的东西里，有两样至关重要——道-琼斯指数和美元。现在来看，这两样东西无法替代，而雷切尔·卡逊、超级碗啥的，完全可以被别的东西换掉。

　　这20样东西里有人有物，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还有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其实，在我脑子里，这个音乐节和这个演讲是一种东西，或者说，来源于同一种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复杂，无可名状，但也可以非常武断地说，那玩意儿就是自由。到底是罗斯福有关“四大自由”的演说重要，还是金博士的演说重要？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民权运动到底有什么关系？用几百个字写清楚避孕药的发明是容易的，但在脑子里想清楚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不容易。那几年，我还订阅新华社出的《参考资料》，里面能看到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自由的灯塔”这个拙劣的比喻反复出现，我那几年的阅读也始终围绕着这个主题，通俗一点儿的读物是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专业一点儿的读物是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还有一些书，一看名字就激动得买了下来，比如埃里克·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

　　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对金博士那篇演讲做了认真的分析——金的演说充满了基督教的内容，他反复使用《圣经》来宣传正义和宽恕，他的神学核心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将美国黑人的经历比喻为一种有神指引的、通向自由圣地的进步历程。对民权运动的参加者来说，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正是通过“争取非个人性的种族自由的事业”的行动，“一个人，如同感受神灵启示一样，感受到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一种将自我的界限扩大了的感觉”。

　　自由的启蒙远比我以为的来得早，很多年前，我搬着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听收音机，人艺的《伊索》反复播过好多次，戏剧最后的高潮是，伊索被诬陷偷了金器，如果他是自由人，他将接受的惩罚是被推下深渊；如果他承认自己的奴隶身份，他可免于一死，他的主人哲学家格桑可以从轻发落。吕齐，就是后来《编辑部的故事》里那个老头儿，扮演伊索。这出戏是个巴西作家写的，戏里面伊索是一个饶舌的、怪讨厌的老头儿，总爱讲寓言，在临死之际，他有这么一段台词——狐狸看见葡萄挂在高处，想吃又够不着，他说，葡萄还是绿色的呢。对于生活对于爱情，我可能还是青涩的，没有准备好，对于自由，每一个想把自由握在手中的人都是成熟的。这段台词大意如此，但最后一句我不会记错——为自由人准备的深渊在哪里啊在哪里？

　　那时候是听收音机，看不见吕齐老师的扮相，也看不到他走向舞台高处的步伐以及灯光是如何处理的，但这句台词敲打得我十分不好受。后来我们能看到美国电影了，《汤姆叔叔的小屋》，那里面有一段黑人用鼻音哼唱的主题曲，我乐感如此之差，却看了一遍电影就能跟着哼出来那调调儿，到现在还能哼出来。我甚至还能记得，看完电影，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心里那股子难受劲儿，“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说实话，《伊索》那出戏里，我记得最清楚的台词是那段舌头，哲学家格桑让伊索到市场上把最好的菜买回来，伊索买回来舌头——我们用舌头说服、训导、祷告、解释、描写、证明、肯定。我们用舌头说出“亲爱的”、“神”。哲学家格桑又让伊索去把市场上最坏的菜买回来，伊索又拿回来舌头——它是一切阴谋的源泉，一切造谣中伤的开端，一切争论的祸首。舌头能撒谎、掩饰、颠倒是非、诽谤、侮辱、求乞、诅咒，能让人萎靡不振。我听这段台词的时候，总傻乎乎地乐，一边乐一边想，舌头是什么味道好吃不好吃啊，这么想着就流下口水，可我一点儿也没想到，长大之后从事的就是“舌头行业”，你可以叫它“喉舌”，也可以叫“传播”。我惶恐地写下《美国世纪》这样的文章，抄袭一两个夸张的好句子——地球上三分之二是海水，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可口可乐。私下里赶紧去读书，从德沃金追到哈耶克，看《自由秩序原理》，看《通向奴役之路》，如果继续追下去，可以追到霍布斯，舌头行业的一个好处是“急学”，主编大人开列出书目，逼迫你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随之而来的坏处是“现用”，让你一知半解、以无知者无畏的姿态来应对更大的题目。我们系列回顾的第二个封面是1999年10月30日的《自由是否真的来临》，这次讲的是殖民帝国的崩溃。

　　青年总有叙述历史的冲动，这种冲动并不是来自对历史的洞见，而很可能是被某一种概念、某种意识形态所捕获，或者是来自这样的诗歌——像自由这样的字眼/讲起来美妙极了/自由在我的心弦上歌唱/每天都没完没了/像自由这样的字眼/几乎使我哭出来。

　　尽管欲求个人自由与欲求个人所属之群体的自由，所依据的情感和情绪往往是相似的，但这是两种概念。这期杂志的封面故事非常漂亮，一张世界地图，集中在非洲大陆，一条正在断裂的锁链，内文中有一个示意图，标明40余个非洲国家独立的年份，加蓬1968、乍得1960、突尼斯1956等等。封面正文是吴晓东完成的，我还是老办法，用1000多字的篇幅介绍李光耀、甘地、苏加诺这几位为国家独立做出贡献的伟大人物，这样的工作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但我希望，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能延伸阅读。我当时有一本参考书是《帝国斜阳》，那是BBC电视台拍摄的一个专题片，然后出的文字版。开头极富画面感，1980年，在南罗得西亚，也就是后来的津巴布韦，查尔斯王子接过英国旗，交给护卫官，转身引领客人去花园参加晚宴。英国人对这样的画面已经很熟悉了，从1947到1980年，一共有49块殖民地脱离英国的管辖，最后的仪式都是降下旗帜。

　　1998年夏天，有一个英国摄制组来中国拍纪录片，他们讲的是纸，从中国人发明纸、印刷术一直讲到现在的报刊，他们选中《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采访对象。在城市宾馆下面的酒吧，我和导演聊天，他是个英国裔南非人，一直拍纪录片。我问他，1997年6月30日那天夜里你在哪儿？他回答：我在“不列颠尼亚号”上面，查尔斯和彭定康坐着这条船离开香港地区，我在那上面拍片子。听了他的回答，我大概有一分钟走神，我是想，那是一个记者在那天夜里应该待的地方。1999年的历史回顾，得以重温许多历史现场，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葬礼、印度独立那天的广播，但这些都来自二手资料。我只能安慰自己，一个再好的记者也不可能1997年在“不列颠尼亚号”上，1843年4月在“女王号”炮舰上——那是首任港督来赴任的船，但一个撰稿者享有这样的自由。

　　1999年12月30日，是“世纪回顾”系列的第三本，封面是柏林墙，标题是《民主的挑战》。这一次“时间”成为主线，1989年11月9日，这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1990年2月11日，这是71岁的曼德拉出狱后第一次向公众发表演讲的日子；1991年12月25日，这是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的领袖辞职的日子；1998年4月15日，这是波尔布特死亡；同年5月21日，是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我们挑选了10个日子来讲述民主的力量与希望，这之后十余年间，我才有机会来到我笔下描述过的柏林墙边作为资本主义标志的索尼中心，来到曼德拉的家，看到红场和列宁墓，参观红色高棉的集中营，在雅加达街头散步。当然，我也知道了年轻时的夸夸其谈多么浅薄，历史是一个容易点燃激情的题目，但真的要摆脱“业余爱好者”的视角，进入史料梳理那个层面，我的热情就没了。

　　如今，回顾1999年我参与的这三个封面故事，我会发现，这里面的细节太少了，我可以引用伏尔泰的话说：“让细节见鬼去吧！后人会把它们全部抛开，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一种寄生虫。”开玩笑！这是一个31岁的青年人阅读、思考的笔记，这是杂志初创阶段不成熟的产物，但主编朱伟先生给了我足够的自由去表达，给了我足够的自由去学习，这样的工作引发了我对辽阔世界的兴趣，当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去思考大问题，翻开书本去看托克维尔、看政治理论、看《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对着非洲地图试着去了解一个陌生国家的概况，在书本上结识伟大人物，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非常难忘的一个插曲是，在这个“世纪回顾”策划阶段，主编朱伟先生和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先生提出过这样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中国版本的“世纪回顾”呢？他们的想法是，写100个人物，每年一个人，潘先生是清史专家，他开口说，李鸿章是1901年去世，我们也许可以从他开始写，1901年的人物就是李鸿章，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1908年就可以写慈禧，当然，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我们也可以把慈禧放在这一年写，或者我们找出“预备立宪”中更有意思的人物，比如杨度。这个想法说出来的确让人兴奋，但他们很快就否决了这个想法。直到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我们才有机会把孙中山先生搬上封面。潘先生借给我两大本莫理循的书信集，这又是一位处于历史现场核心的人物，《泰晤士报》记者，曾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这个封面完成后，新杂志上摊儿，黑背景之下，孙先生表情肃穆，封面上只有两个大字“共和”，我开着车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到工人体育馆，沿路的报摊儿都能看见被摆在醒目位置的杂志。

　　我挺高兴在那个时候知道了哈耶克，也挺遗憾那时候还没看过以赛亚·伯林，不知道什么叫消极自由。我挺高兴阅读历史书的兴趣保留了下来，也挺遗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列宁墓》、《印度的夏天》这样的书。我挺高兴那时看了托马斯·卡莱尔对伟大人物与历史的描述，却不知道他还曾经说过，法律和政治并不是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房屋。“不，它们只是房屋光秃秃的墙壁，其中所有必须的家具、调解和支持我们生存的文明、传统和日常习惯，都不是德拉古或汉普登的功劳，而是腓尼基的水手、意大利的泥瓦匠和萨可森的冶金家、哲学家、炼丹者、预言家以及一切被遗忘已久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功劳。”

　　1999年那三个封面标题的关键词分别是“美国”、“自由”、“民主”，老实说，这三个词在我心里可不像原来那么闪亮，我更没有勇气去谈论其中任何一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