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社会秩序重构

　　2009年是以李菁采访外交部包括当年参与谈判者在内的外交部13位老人回忆中美建交全过程的《中美：从破冰到建交》做开端的，这是一个材料特别翔实的历史全记录。这一年春节前，以李伟、王恺牵头，编辑部尝试对产生优质白酒的自然生态做地理考察，李伟与王恺对赤水河两端茅台与郎酒的调查成为某种模板，以此模板，3月又做了一期有关绿茶的考察。

　　春节期间的央视大火在当时成为敏感事件，我们总计投入了以朱文轶为首的9人队伍，从建筑技术考察到对周边见证人的踏访，做出一个最深入的封面专题。该封面专题内容面市后，因影响强烈，有关方面曾施加过压力，好在后来迅速有了处理结果。

　　这一年的重大事件自然是建国60周年纪念。我们先移植抗战系列报道模式，策划了一个重访1949年的城市系列，重新来叙述当年的进城史。这个系列报道的构思，是分为请第一任市长后代回忆其父辈与追访当年第一批进城的亲历者两部分。李菁承担了第一部分的艰苦工作，第二部分朱文轶与蔡伟成为主角。

　　建国60周年，也是人民海军与人民空军建军60周年。蔡伟承担了努力去突破的任务。这是《三联生活周刊》自2007年建军节前推出《1949年开始的军装演变史》之后，再一次将关注点深入难深入的军队。蔡伟努力的最后成果是，不仅在海军建军60周年前夕提出了《中国海军与蓝色文明》这样的问题，而且在阅兵前夕，受邀采访了空军，在阅兵式开始前提前推出了《2009阅兵猜想》。

　　编辑部将建国60周年纪念的重心定为在国庆前推出的《中国》与《人民》两本专刊，策划以对100年25个文本的诞生前后做采访为《中国》，以25位各届有代表性人大代表的专访为《人民》，舒可文负责《中国》，李鸿谷负责《人民》。两本专刊比较，《中国》的质量远胜《人民》。建国60周年纪念中另一个值得夸耀的封面专题是对电影《建国大业》编创及主要演员专访后完成的《〈建国大业〉诞生记》，那几乎是马戎戎一人完成的，孟静等只不过做了一点配合。

　　这一年我们关注了两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与《人间正道是沧桑》，前者提出讨论的问题是“极端主义”，后者提出讨论的问题是“情感与主义”，体现出《三联生活周刊》文化讨论的权威性。

　　这一年其实我们还创作了几期内容特别坚实的封面故事专栏，它们是：苗炜负责策划，与陈赛一起去校园中体察，鲁伊参与的《剑桥：800年造就的精神地图》；朱文轶、陈晓、王鸿谅合作的《神木医改调查——公平的程序设计》；王恺几乎采访了所有上海越剧界老人，马戎戎采访“小百花”与茅威涛配合的《越剧百年》；李伟、李翊等沿着越狱犯逃亡路线考察后完成的《越狱之疑》，以及李鸿谷的《黄光裕之罪》、王鸿谅的《李庄伪证案》。

　　2009，是否可以

　　既不谈问题，也不谈主义

　　历史文本的堆积，像一场永不闭幕的世博会，过往所有东西都不会消失，但当代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揭示出，这个世博会上的东西并不能自存在原初状态里，无一不“被浸泡在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这一福尔马林中”。

　　◎舒可文   题图人物摄影◎蔡小川

　　起源即目标——卡尔克劳斯

　　2009年从7月开始，《中国》这一期特刊开始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一个甲子可堪记述，如果“起源即目标”地看，1949年作为起点，它的目标尚未形成，如果作为一个历史结果，更远的历史回溯是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新中国”，这个称呼不仅得自新政权，也寄托着一种渴望。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拒绝胡适邀他离开北京之后，在给胡适的公开信里已经用“新社会”来期待新的政权更替，他说，“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这种渴望回应着中国面临现代性危机之后的全部命题，与100年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形成了一个起源和目标的结构。按照本雅明的论证，“过去的世代与现在之间必定有一份秘密协议”，那么只能把结果作为起点，对历史事件做“预言化解读”。

　　也许这样的解读带有传奇色彩，传奇是有别于意识形态解说的，同时也区别于窃窃私语流传的秘密黑幕、权力故事。阿伦特在她《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鼓励传奇对历史的解释，因为它能够“作为对真实事件的迟到的纠正，只有在坦率地编织有关事件的故事中，人才能够肯定自己对他们的责任，将过去的事件当做自己的过去来考虑。传奇使人成为他未做过的事情的主人”。

　　什么构成了这100年的传奇？这是我们在选择《中国》的文本时的一个主要专注点。100年前的起点上，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是一个明显的标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基本完成了这个目标，结束了战乱，大部分领土完成了统一，建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权力体系。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选择的文本基本上沿着与此相关的线索，比如《少年中国说》、《呐喊》、《义勇军进行曲》、《新民主主义论》等文本，体现了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危机时代的感伤和反抗的声音，以及在延安时期实验性的政治模型，都是后来政治体系的形成要素。当一个现代国家建成后，之前遇到的问题则一一出现，从《梁陈方案》、《新人口论》、《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雷锋日记》等文本中，清晰地记载着土地、人口、传统遗产、新民理想等问题的开始展开。但这些问题与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并没有达成富强理想的结果。当政府再次提出现代化建设到这个工程真正开始，中间经历的思想改变又走过了一个艰难的政治观念的调整。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的意向好似又重新演绎了一个曾经不断出现的声调。同时期，那个100年孙中山《建国方略》里设想过的经济富强愿望，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中得以实施。但，经济的强大远不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标志，前面的道路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并不清晰。中国的处境与我们的现代榜样，无论在国际环境、思想基础，还是社会基础，诸多方面并非可一一对应。费孝通《乡土中国》中传达出的务实而审慎，体现着在这100年间时常被忽视却又极为重要的现代理性的思想方式。

　　当然，历史的成因是多重的，经过两个月时间，最终我们在100多个历史文件中确定了25个文本，重在表达历史的愿望和现实的结果。美编设计了专门的版式尽量给读者能提供一种重温的氛围，记者根据这些文本，对与文本有关的历史材料或当事人进行的阅读和采访，参加采写有11名记者，包括李菁、朱步冲、曾焱、苌苌、葛维缨、钟和晏、李晶晶、王小峰、朱文轶、王恺、李伟，他们的采写让文本尽量具有了更现实的视角。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戴望舒

　　100年中，最清晰的主题是朝向现代的转型。现代化的外形首要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它与现代精神中的个人权利是同构的，独立自主是它们所根据的同一个原则，国家之间独立自主，国家内部事务由民众自主决定。在中国的现代危机中，首要的问题是国家本体如何确认。孙中山起事之初要驱逐鞑虏，建立汉族的民族国家，事成后又讲五族共和，其原因也无非是他必须回应元明清三朝相继、大一统近700年的历史事实。朱维铮先生在《重读近代史》的专栏里提到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复合体“为何近代中国没有如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何现代中国没有如苏联那样膨胀而突然解体？”这必得在当年对现代“中国”概念的确认过程中寻找答案。

　　如果以此为起点，严复的《天演论》是把“合群”的重要性推到中国人面前的重要文本。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闻一多的《伏羲考》、侯德健《龙的传人》，都可说在以不同的领域来论证中国的概念。但以一本杂志的容量在这100年中挑拣出25个文本是困难的，在被割舍的文本中，当然可以再挑拣出一个版本。例如：

　　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与之后数十年革命精神的深入程度不无关系。

　　1919年初，陈独秀为《新青年》所作的《本志罪案答辩书》：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当时，群益书社翻印再版的1～5号卷《新青年》，被抢购一空。《新青年》销量日渐兴旺，各地都有新式学堂为它做代销点，“德先生、赛先生”的大名从此确立。

　　1919年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李大钊针对胡适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就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双方持论都带着那个时代的理想化色彩，最终，李大钊的主义论获得了深远的力量，至今不衰，而问题在任何主义里都永远不会消失。

　　1926年，吴文藻发表《民族与国家》。当时中国正处割据状态，这个文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名声，一直到抗战开始后，才经由人类学界推向了政治思想界。在民族危机中，才体现出他的理论为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提供了真正的现代依据。

　　1933年，韦瀚章作词，黄自谱曲的《旗正飘飘》与《义勇军进行曲》同样是抗战时最被传唱的歌曲，立意也非常类似，那时同类的歌曲大量：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快奋起莫作老病夫，快团结莫贻散沙嘲，快团结，快团结，快团结，快团结，团结，团结，奋起，团结，奋起，团结……

　　1937年，艾青作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风，

　　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

　　紧紧地跟随着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

　　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

　　这首诗与之前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有着同样的声调：这个地方的人民，苦啊。

　　1948年，张东荪发文《由宪政问题起从比较文化论中国前途》，反对蒋政府独裁，主张中间路线，张申府发表《论中国的出路》，副题为“对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知识分子的探究”。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张东荪从1907年认识梁启超，卷入社会政治活动，他的政治活动轨迹非常有意思，几乎与中国整个现代进程中各种政治力量都有关系，可作为现代中国政治观念变化的标本。

　　1949年，胡风满怀憧憬的《时间开始了》发表，《人民日报》副刊用半个版面刊登了这个组诗的第一乐章《欢乐颂》。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场景，歌颂毛泽东的革命写下的是使人感到幸福的句子：“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这首颂诗的声名之旺，甚至还有人给胡风写贺信。但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包括写贺信的人转而批评他，作家们还从他的诗里看出了小资产阶级文风，找出了“自夸”、“牢骚”，甚至“色情”。这首组诗本身很直白易解，它被解读的命运倒是有更有意味的解读空间。

　　1978年，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5年柏杨《丑陋的中国人》，1988年电视片《河殇》……看着这些文本，恍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实践》好像新版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丑陋》是《阿Q正传》再版，《河殇》则是变了调的《天演论》。

　　1933年陈序经提出“全盘采纳西洋文化”说时，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主张有三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古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折中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西洋派，陈序经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地西化。”今天的社会文化无论怎么划分，无论有多少种类，这熟悉的三派是一样不少的。

　　只是前后70年之间中国经历过一次共产主义实验，一场“文化大革命”，一轮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积蓄了更多的渴望和怀疑，可资再生的思想资源却增加无几。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啊，               谁人有本领凝神注视你的眼珠           ——曼德尔施塔姆

　　如果选择不同的眼光，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各种文本选择方法。

　　齐泽克在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文版所作的序里，讲了一个温馨的历史故事：1942年除夕，苏联音乐家为正处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军队做慰问演出。一曲小提琴独奏终了时，阵地上一片寂静，忽然，一句结巴的俄语打破了这高贵的寂静：“再拉点巴赫的曲子吧，我们不会开枪的！”这恳切的声音来自敌方的大喇叭。小提琴家戈尔德施坦因接受了这个恳求，演奏了巴赫的《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中的加伏特舞曲。在这个时刻，这次演奏最行之有效的作用就是造成了短暂的延迟片刻。它没有阻止随后的激战。它的高贵和深邃毋庸置疑，双方对正在进行的战斗的无意义感，可能在那个片刻被深刻地体验到。这次演奏不仅不能阻止战斗继续，反而，因为它为双方准确地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背景而维系了战斗的延续。因此，在那个时刻它没有造成相应的历史事件。

　　如果冒险假设，在双方都体验到了人类精神的高贵本质之后，停止战斗，并且在双方的最高指挥部也演奏同样的乐曲，他们也能经历跟前线士兵同样的经验，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了那个时刻，于是战争结束，人类大同。

　　以“如果”来阅读历史而扼腕长叹，本雅明会说，这样的历史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历史没有常态”，桩桩件件都是对现实的紧迫回应。即使假设有常态，也没人能确定历史的常态是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反倒是我们所设想和身处其中的所有危急状态就是常态。所以他任由那个名叫“从前有一天”的妓女把任何人吸干榨干，也不为所动。因为“没有哪个事件因为具有因果关系而具有历史意义”。

　　当然，有一种历史理论认为，历史文本的堆积，像一场永不闭幕的世博会，过往所有东西都不会消失，但当代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揭示出，这个世博会上的东西并不能自存在原初状态里，无一不“被浸泡在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这一福尔马林中”。

　　在一个时代总有两种意识形态共存，知识社会学的开创者曼海姆区分出这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来自当前权力的话语，是我们熟悉的意识形态，未获得权力的新兴阶层憧憬的乌托邦也被他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们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保守和维护现有秩序的，有非常具体的表象，并且掩饰社会问题；后一种总是整体化地塑造特定的世界观，塑造一种立场。后一种更有分析价值，是它构成了对时代的理解，揭示着一个时代的思维倾向，从它能看出一个社会的认识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从世纪初的新民理想、无政府主义潮流、1933年《东方杂志》的问卷回复，到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似乎能看到，大同、平等、富强、现代化等梦想作为一种乌托邦如何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思维倾向。

　　但凡意识形态都有虚假性，在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中，这种虚假性并不表现在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歪曲，而是来自个体与群体间的无意识自欺，是为了抚慰在生活中感受到的伤痛或恐惧而制造的狗皮膏药。而能够解决问题和形成历史结果的关键却一定是乌托邦化的意识形态，因此，捡取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和文本可能更适合描述历史现实的形成，也因此，在这种社会历史的分析中，任何“如果……”式的钩沉所引证的历史事件，都是没有对现实构成紧迫回应的遗憾。这种历史阅读当然同样是极为必要的，但它如果不能形成对未来的理性塑造，就会弱化为文学化的唏嘘，而且会在未来使社会陷入前一种意识形态。

　　齐泽克用《傲慢与偏见》里的反向沟通结构来描述历史的起点与结局达成一致的过程，其中所有的曲折和痛苦是不能用“如果”来省略的，否则你将不知道起点，目标也无法达成。经历了这个过程，更能促使真相显现，摆脱偏见和虚妄。

　　时段性的历史起点或目标在相关时段完成后，似乎能够显现出来。但普遍主义钟情的以“进步”意义来刻画一个历史常态其实可能也是个幌子。选择这25个文本，如果摆脱现代意识形态所赋予它们的意义，至少是能够大致呈现出我们的生活曾经遇到的基本困难，勾勒出产生结果的解决途径，也记录了我们正处其间的道路和正在设想的方向。它们都以现实的社会方式构成着我们的生活。■

　　舒可文，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1995~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