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反腐年代

　　2001年《贪官李纪周》获取成功后，李鸿谷当然地就成了2002年的主角。他一进入这一年就去广西，突破了广西贪官网。而在《贪官李纪周》之后，再一次构成巨大影响，则是对李真的突破。这是他带着金焱与朱文轶一起完成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追到李真的家乡及他工作过的几个节点，突破了他的亲属及相关人员。《李真：秘书的权力》推出后，他们又顺藤摸瓜，采访到组织及纪检有关人员、有关高层，推出更深入的《河北贪官权力场》。这个封面故事的影响，在当时远超过了李纪周，以致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专门把三联书店、周刊的领导加上李鸿谷一起叫到了石家庄。程维高当时认为，文章中有关他与李真的关系，事实不实，他希望《三联生活周刊》能再做一个封面。这个事件，后来与这两个封面故事加在一起，成了一段历史。

　　2002年的另一个主角是金焱，她参与了11期封面故事的创作，除了协助李鸿谷完成李真与河北贪官权力场，还主做了8个其他封面，其中对银行家王雪冰的突破也是里程碑式的。李鸿谷与她的配合，成为当时全国反腐报道的一个主旋律，以致当时在火车站购买的各种廉价编撰的热销反腐畅销小刊上都署着李鸿谷的名字，伪造是他的作品。李鸿谷与金焱在反腐报道上的合作直到2005年才在《马德卖官记》中结束，不过，那时人们对贪官已经开始麻木了，反腐已经不再是热点了。

　　2002年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巫昂，她在这一年参与操作的封面也有9个。这一年她去澳门采访赌场，写得较好的封面包括《希夏邦马之轻》与《南京汤山投毒事件》，前者是她与李伟、郝利琼一起合作的，描述北大山鹰登山队的一次悲情之行。

　　这一年，《三联生活周刊》首次派记者出国采访，两次任务都由李菁完成，她在采访釜山空难与巴厘岛爆炸事件中，体现出了无论在什么困难前提下都能寻找到突破机会的能力。而与李菁同是2001年入职的鲁伊在这一年勇敢地去泰国采访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不仅写成非常坚实的报道，而且迅速成为最优秀的科学记者。

　　这一年，《三联生活周刊》试图通过做城市生态扩展在上海与广州的影响力，但两个封面其实都做得吃力而不成功，倒是对时尚文化潮流思考的封面《波波族与“新文化运动”》获得了相应的影响，“波波族”也成为一个族群的新名称。

　　记录者和那些极端的人与事

　　“当你抵达了那些极端的人与事的彼岸时刻，挑战才真正开始。如果说记录与言说是一种权力，你如何行使？循此而论，李纪周的报道于我，只是一个开始。从事实本位开始。这是一条大道。”

　　◎李鸿谷   题图人物摄影◎于楚众

　　2002年3月初，我去了一趟缅甸北部，也即大家所说的“金三角”地区采访。这个季节，是罂粟的收获季节，也是新鸦片的上市期。很偶尔，在一片山坡地上，还能看到正在盛开的罂粟花，妖艳灿烂，看得眼醉。

　　新鸦片由山民马帮从山里驮运出来，在当地5天一轮的集市上交易出售。鸦片交易看上去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收购者一层层扒开包裹着鸦片膏的罂粟叶或罂粟花瓣——更讲究一些的，在罂粟叶外还包有若干层棉纸，用细麻绳系好——在扒开最后一层罂粟叶后，看到黑色或褐色真货，才将鸦片膏放上天平秤。集市里其他交易不用天平秤，仅有鸦片膏使用。天平秤另端是用当地的“码子钱”——一种类似中国银元的缅甸旧币——计数，140个“码子钱”相当于一拽(鸦片的特殊计量单位，一拽相当于1.625公斤)。称过数后，收购者并不着急付钱，而是用剪刀剖开鸦片，仔细观察鸦片膏内里的成色，然后双手摊开，轻捏两半鸦片，抬起手，低下头，用鼻子自下而上深深嗅吸……完成这一整套程序后，收货付款，交易结束。

　　在旁观者如我看来，这一套程序，双方宁神静气，似乎在进行一件有神圣感的事情。收购者看、秤、捏、嗅之后付款，自有定数，而出售者似乎从无异议。这一过程，紧张的倒是旁观者。平静超然的买卖现场，不时有全副武装的军警穿梭而过，甚至集市保安都配有冲锋枪……这个地区的枪，尤其是手枪，明晃晃地别在腰间，比交易的鸦片膏多得多。

　　在缅甸“金三角”的另一个城市邦康，一位漂亮的云南女孩问我对缅甸印象如何，印象当然是此地枪多。“哦？”她笑嘻嘻从自己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把手枪，极小巧的那种，“你见过这种的吗？”这回才是真正吃惊。她又从包里掏了掏，“这是子弹！”坦然而自然。

　　女孩的男朋友是缅甸一座县城的县长助理。我们一道喝酒时，他告诉我他这个位置——缅甸县长助理一个月的收入是人民币20块钱加20公斤大米，另外一年两套军装……不过，他分管这里的树木砍伐，“酸枝啊！差不多快砍完了”。认真说起来，这个漂亮女孩，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小三”。在搭我们便车回云南的路上，她努力说服我的同行者，一位云南地区公安局禁毒分局政委——“我的一个朋友比我还漂亮，包她，很值当的。”到了云南那座极贫困的县城，我还真跟这位同伴去见了那个漂亮的朋友，她妈妈看着这位跟她年龄相仿的贵客，其喜悦与期待之情，至今难忘。

　　…………

　　行走在陌生城市陌生乡村的记者这份职业，在缅甸那崎岖的山路上，不免自省：像我们这样短暂而强迫式地介入别人生活，而且还十分“正当”的职业，实在也是怪异得很。

　　这个漂亮的云南女孩不是我的兴趣，她的男朋友也不是，还有他们的“爱情交易”更不是。准确地讲，甚至“金三角”也不是我最重要的兴趣所在。这趟云南之行，我职业性的好奇心，是一个叫谭晓林的矮矮的四川人，他被中国警方定义为：毒枭。

　　前一年，我专门去到昆明，想了解这个叫谭晓林的毒枭——警方提供了一段3分钟的录像记录，他戴着黑头套，由缅甸警方在木姐交给中国警方。录像显示中国警员甚至比戴脚铐的谭晓林还紧张。抓捕者之一、云南禁毒局副处长余兵告诉我：“一上车我就把我的防弹衣脱了下来，给谭晓林穿上。我可以死，他不行！”更神奇的是云南公安厅副厅长孙大虹告诉我，为了能够将谭从缅甸木姐押解到中国境内——仅仅2公里不到的路程，他们竟准备了两辆包括车牌都一模一样的车，防止劫持。这是何等场面？如此重要人物，岂能不让人好奇。

　　罂粟从花开割苞，等待白色液体流出凝固成黑色浓汁，然后刮汁成团、聚团成膏——初制成由罂粟叶或罂粟花包裹的鸦片膏。之后，则再加工成海洛因，由“金三角”过境进入云南，分由不同线路运往广东，由此出境……最终成为消费品，这一漫长的线路，利益是一段一段分别由不同的操控者分享的。在谭晓林未出现前，“金三角”的毒贩，最强者能够将这里的海洛因送到昆明，然后由下家接手再运输。谭晓林改变了这一游戏规则，他可以将海洛因直接送到广东，而且掉货率极低——掉货意味着被警方查获。显然，谭晓林拥有如此漫长的运输线路控制权，他通吃的利益自是与前辈毒贩断然有别。这是真正毒枭的形状，而且有形成国际性毒枭的可能。中国警方对他的高度重视，也正基于此。

　　后来我果真见到谭晓林，他的年代，除了他，还有下游的庄楚城有成为国际性毒枭的可能。毒品的利益，越是下游利益越高，当然风险也越大。谭晓林说，庄楚城高峰时曾垄断东南亚60%的海洛因市场，一如他所控制的这一运输线的份额。庄楚城后来放弃海洛因，转攻冰毒，由此东窗事发，被处极刑。庄楚城的冰毒案我们也报道过，但直到见到谭晓林，才知道他曾经经营的职业化走私贩毒集团的规模如此庞大。毒品这一行，与其他行当并无差别，无垄断难成“枭”。而一旦真正形成垄断，则尾大难掉，其自生能力与自我防卫能力要强大很多。

　　第一年去云南采访，当然没有见到谭晓林；第二年再去，虽经公安部禁毒局居间介绍，但仍被谭案的主审官拒绝。这样我才有机会去到“金三角”，也算是一个补偿吧。

　　对记者而言，毒品与毒枭的故事像一个经典的新闻案例，你不深度接近并进入信息源，将一无所获。那些警员描述的谭晓林——“赌场一手牌输掉1000万元都不眨眼”的毒枭，会给你什么样的想象呢？这种描述很魅惑，但老实说，你没有能力与经验去想象。

　　…………

　　离开居住的北京，去到外地的城市与乡村才是陌生之地？对于我，不是。从职业的立场而论，北京与外地一样，都是陌生之地。这份职业本身，就是尝试着去打开陌生。

　　第一次进到公安部——登记、出示并留下身份证、接通电话找到当事人……接待我的是一位朋友介绍的警官，他很客气，但很明确：你要的内容，我们不能提供。3分钟后，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在楼下找一地儿坐下，掏出烟，稳定那份沮丧。与强力甚至强迫式进入别人的生活所引发的自我疑惑相伴生的，更多的时候，是你未必可以进入别人的生活。

　　到《三联生活周刊》后，我所做的第一个封面故事是去到浙江温岭，报道被警方称为“标准黑社会”老大的张畏——那天早上，从8点钟上班开始，我到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不到一个半小时，竟然全部跑完了6家机构。无一例外，全部拒绝。绝望？还没有。我手里还有当天最后一个信息源：张畏的女儿的学校以及班级。我进到了这所小学，找到了副校长，请求他帮助，能够指认一下谁是张畏的女儿，等到中午放学的时候，我看谁来接她，然后试着跟接她的家长沟通……那位年轻的副校长想了想说：“我不能告诉你她在哪个班。她父亲的事，是她父亲的，跟孩子没有关系。我不希望孩子受到伤害。”这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理由。我从学校出来，回到宾馆，躺在床上，完全蒙了。

　　后来，我离开温岭之前，给这位副校长写了封信，告诉他我那天所有的被拒绝，而他是我当天最后的希望，结果仍然被拒绝，但是，“我要对你的拒绝，尤其是你的理由表示由衷的敬意，因为它显示了为师者善良的底线。同时，我还希望你能够坚持这一底线”。

　　既然这份职业面临的是无数的拒绝，你当然得学会接受它、面对它……同时，如果你也能跟自己拉开距离，来审美地看待它，并与它友好相处，才不失为一种正当的职业心态。

　　其实被拒绝虽然痛，却也是一个短暂的记忆，因为它没有后续性事实发生，所以更容易被迅速遗忘。几个月后又去公安部，仍是收获有限，回到办公室，尝试着拨通刚刚拿回来的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明意图，“好。你来吧！”对方没有犹豫，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而且告诉详细的家庭住址——被拒绝之后，总不时有意外发生。这位同意接受我采访的公安部高级警官，是公安部前副部长李纪周过去的上级，那个标题叫《贪官李纪周》的封面故事，因为他的无私帮助，才得以完成。

　　你能不能敲开别人的门，永远是这份职业最真实的挑战。除了相信你最终可能“仰仗陌生人的慈悲”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我们在强调敲开别人大门之艰难与戏剧性的时刻，是否也经常会遗忘，你果然与核心信息源面对面之后，你能获得什么？

　　比如，在云南看守所那间极简陋的办公室里，坐下来，跟谭晓林有4个小时的谈话机会，你能干点什么呢？

　　…………

　　现在回头看，我到《三联生活周刊》最初的几年报道题材，一直的兴趣在两个方面：一是毒品与毒枭；另一则是贪官。这两者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热点，还仅仅只是我个人的兴趣，很难说清楚。回到我自己的“历史现场”，真实的问题不是是否热点，而是你能发现点什么。

　　公安部前副部长李纪周在“双规”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回到北京。这一年，李纪周颇多不顺，先是他父亲去世——他的公安部同事告诉我：幸亏他父亲走了，否则看到李纪周这样的结果，不知有多伤心。李纪周在父亲41岁时出生。从木樨地公安部家属院到公安部大院，每天早上，李父都早早地为儿子占一个座位……为了美国留学的女儿，李纪周向赖昌星开口要了50万美元。非常有趣的是，李纪周担心：在美国，一个女孩子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会不会不安全啊？这笔贿款，是后来起诉书里，李纪周最大的一笔。李纪周女儿度假尚未结束时，他被“双规”，女儿迅速离境。她何时能够再回北京再见父亲，没有答案。

　　亲情的细节，在一个刑案里面，价值何在呢？在经历无数拒绝以及强迫式介入的疑惑之后，当我们最终能够用手掰下一小块鸦片膏，也试着放在鼻子下闻一闻，并在火苗上烤化它，去适应那种焦煳的气味之际——你抵达了那些极端的人与事的彼岸时刻，挑战才真正开始。如果说记录与言说是一种权力，你如何行使？循此而论，李纪周的报道于我，只是一个开始。从事实本位开始。这是一条大道。

　　广西前常务副主席刘知炳的一位情人，把刘知炳的照片镶进了自己项链的吊坠里，不幸被她老公发现了，更不幸的是，她老公后来被人砍了，死了。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还是一个悲情故事呢？当刘知炳由柳州市委书记之位升任到南宁，去做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之时，他想断掉这段情感。对方悲愤不已：给钱！给钱才断！我到柳州专门去找过据说是这位前歌舞演员在柳州开的最大的美容院，当然人去楼空。仅仅由这事断了刘知炳的前程？刘知炳也有一个女儿，她男朋友从澳门回来，一副有钱人的模样，家人找人一查，哪里是有钱人，被人追杀去澳门躲祸而已。刘知炳的女儿要断掉这份情感，双方也平和地说好了。还是她妈妈厚道，上了门去跟男方说道歉。结果女儿听了大为不忿，一个电话打过来……男友更不忿，操起刀砍下两根手指，开着车摇摇晃晃去到刘家，把血淋淋的两根手指送上门。够惨烈吧！这是豪门恩怨故事？当然是。但是，有了李纪周的故事垫底，刘知炳的故事，我的核心好奇心只是在柳州权力场经营22年的刘知炳，为何以如此方式落马——即使从后来起诉书看，他每次收受贿款，绝不超过5万元“封包”——他所形成并维系的权力场，在哪个环节崩坏，并最终导致崩盘？

　　所有的故事，必须有一种结构性的观察体系。这是敲开门后，我最初的感悟。以刘知炳而言，地方权力场的官官关系，形成、维持、冲突、修补、破裂、崩破……这个故事足够丰富。那么，故事之外，权力格局内生性的秩序究竟怎样？好奇心不免生长。天然的好奇心，如果没有经验与知识的支持，以及持续性地进入故事现场，也终难有境界。

　　对于那个记录者，比如我，那些故事由此按照自身的逻辑一个个开始展开。

　　李真想离开他所服务的书记程维高，去到河北一座城市当市长，这是他的计划。程维高不同意，说当市长只能当副的，而且不能进常委……这个故事最离奇的时刻是，程维高跟我讲起来的时候，大义凛然，“我跟他吵了一晚上。就是不同意他去当市长”。而且可以作证自己所说不虚的是，他指着一道来见面的另一位秘书，“他也在场”。我的疑问很直接：按你的说法，他一个秘书，可以和你吵上一晚上？主仆之关系，在这里发生逆转与颠覆。不可想象。

　　我们到了李真前妻楼下，一个剃着跟罗纳尔多一样发型的小男生正在踢球，他实在显眼，长得跟李真太像。径直走过去问他：我们要找杨某某，你知道住哪层吗？找我妈妈！我带你们上楼。这扇门我们敲开了，但是，未能进去。对方听说我们是记者，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李真的嚣张，在石家庄是个传说。上面的跟书记的官职谈判，只是一个例证。有一次，他在车上跟一“三陪”女“车震”，警察过来敲窗，他极不耐烦地开开窗，“把你们领导叫来！”而且据说这位警察后来处境较惨。但是，当李真跟他幼儿园老师出身的前妻离婚时，前妻对他轻轻地讲了一句话：如果你未来加害我丈夫，我手上的证据可以将你送进牢房。仅此一句，双方各走各道，相安无事。这个女人不简单，但她关上了自己的门。

　　当不成市长，李真后来转身去做了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所以，他能够跟封疆大吏一省之书记叫板，并非只是够胆。看上去，这还只是李真自我设计的人生仕途的开始，在税务系统的一个人事变动中，李真仅以一票之差距，失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之位。在中国组织人事系统，亦即权力系统内，李真是重要的候选者。很遗憾的是，他最终却以受贿款最多的贪官之名闻世。当然，他的受贿款项纪录随后也迅速被打破。

　　在这个故事里，贿款的创纪录还有价值吗？这一如李纪周案所谓亲情的价值何在。

　　进入到陌生空间的那个记录者，当他真正上道，使命何在？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竟然以李真为题，做了两个封面故事，而且第三个封面故事也似乎呼之待出。这两个封面刊发后，已从河北省委书记之位退至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发出邀请，请我们去石家庄谈谈，我们按约去了。这个故事，看上去，所有的门都被打开了。

　　一如跟谭晓林坐在看守所的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我们期待在程维高那里得到什么？这个故事自有其自身逻辑，如果说刘知炳是一个官官关系的冲突与崩坏，那么，李真的故事就是一个权力系统内生秩序是什么的体现。那些反常，比如可以跟书记叫板，在被纪委调查之际，尚有机会晋升到税务系统最高层。如果失去对中国权力系统的观察，将无可理解亦无可解释。故事推动着那个记录者去完成他的使命：发现，理解，叙述并定义它。

　　很遗憾，被程维高打开的那扇门，后来不得不关闭——按照约定时间，再联络他时，中纪委对他的处理决定已经出来：撤销一切职务，行政降级。他的秘书回话：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有关方面在宣布处理决定时，要求的第一条，即不能接受记者采访。当然，我们关于李真的第三个封面故事，于是不再可能。3年后，我曾去到江苏常州程维高的老家，从河北退休的第二天，他即离开河北搬回这里。程维高对自己后来的处境有怨恨吗？他将这等问题架起来了。“你觉得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甫一见面，程维高要求我先回答他三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只是，他并不需要我的答案。他说：“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民主的问题！”咦，这不免令人惊讶，“我在河北采访时，多数人都说你霸道，并不民主啊！”“是！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啊。”

　　是的，我们彼此找到了去观察分析中国权力系统内生性秩序的入口。可惜，这扇门仍然未能打开。听说程维高自己现在正在写一本以政治民主为思想内核的自传，已经写了18万字，他希望自己来讲述它。我已失去他在危机时刻，渴望倾诉的最佳时机。这个故事沉入了深幕。

　　…………

　　从“金三角”回来，我跟谭晓林的主审官王其华打了个电话，这回极顺，我去到云南看守所。一手牌输掉1000万元当然是真的，只是这甚至都不是谭晓林记忆里的重点。因为谭晓林的被捕，毒品运输通道的价值当然会被警方充分挖掘，各省警官赶来昆明提审谭晓林的时候，都不免存有自己的疑问：你为何不罢手？这当然也是我的疑问。谭晓林笑了笑说：“我自己说不清楚。可能觉得自己输得起，所以胆大吧！”面对着这位甚至稍显谦卑的四川人，4个小时讲下来，所有的故事与细节，其实都只是在注释：人与欲望。

　　我从云南临沧出境到“金三角”，然后从思茅入境回国，5天时间我和我的警方同伴两人开车走了1000多公里山路，一路上，当然谈话不少。他跟我详细讲述了那个漂亮女孩如何考上卫校，又如何离开医院自己开办小酒吧……这同样是一个欲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