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全民炒股年

　　2007年我们选择了王小峰作为叙述的主角，这是因为《三联生活周刊》通过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许三多”这个典型形象，提出了“简单主义”这个重要概念。这个封面故事其实是由舒可文策划，王小峰与马戎戎合作完成的，由王小峰采访编导兰小龙与康洪雷，由马戎戎采访扮演许三多的王宝强，舒可文通过许三多与成才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来写导言。

　　选择王小峰来做这一年度的主角，还因为他从这一年起，因为美国《时代》周刊对他的报道，他成为了博客明星。从这一年开始，他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的博客里，在博客里与在刊物里，他扮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他的博客，也意味着《三联生活周刊》立体化传播的一个新的开端。

　　2007年的真正热点，其实围绕在经济领域。那是一个全民开始广泛炒股的狂热年份，人人似乎都在交流在股市里将财富放大的收获。《三联生活周刊》因此而将这一年看做经济重新被启蒙年，邢海洋与谢九在这一年里围绕着对股民的启蒙，连续推出了三个广受欢迎的“封面故事”文章：第3期的《炒基金的22条“军规”》、第16期的《人人都是股神》与第32期的《恐慌型投资》。在方向明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后，重新建立起了经济报道的能量。王恺参与了这几期封面，成为深入采访各种投资高手的角色。

　　这一年还尝试了调查报告式经济报道的可能性。先是吴琪到湖南湘潭市畜牧局找到相关的总畜牧师，由深入到一个偏僻的农村，找到一位对生猪养殖过程十分清楚的副村长，把猪肉涨价的产业链了解清晰后，写成一篇优秀的调查报告，李鸿谷为她写了一篇大导言，标题为《猪肉价格动力：生活指数转折点》。然后，又以这种方式复制了对原油产值链涨价的考察，做出了一篇《油的战争》。

　　这一年度另一方面的突破体现在文化上。年初，于丹的《〈论语〉心得》走红，苗炜对于丹做了专访，但编辑部把选题策划确定在对从南怀瑾到于丹的通俗解读途径的思考上，舒可文为这个封面写了导言，并考察了《论语》在通俗化中的历史意义。这个封面标题定为《子曰》，是苗炜的创意。随后，春节前夕，编辑部组织了10个人参加的一个小组，通过考察秦简、秦道、秦户籍制度、秦文字等，做了一个特别深入的对秦统一中国的历史思考，标题为《皇帝的诞生》。

　　这一年，还有一个值得记录的封面是由鲁伊一个人做成的《宣战乙肝：一个大国的救赎》，她到北京的乙肝病房、到青海的疫苗推广试验点采访，还采访了很多专家，这个封面为周刊在卫生防疫领域报道的权威性建立了巨大的影响力。

　　兰晓龙：野性、痞性、随性

　　事实上，《三联生活周刊》在做这期封面故事时动手有些晚了，但晚也有晚的好处，那就是在喧嚣中寻找一个僻静之地，做一次别人都没想到的总结性发言。

　　主笔◎王小峰   题图人物摄影◎蔡小川

　　《三联生活周刊》第458期的封面故事叫《许三多：简单主义》。这个封面故事的背景是那部热播和热议了很久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三联生活周刊》做封面故事喜欢搞什么“主义”。反正兰晓龙写了一个看上去有点缺心眼的人成长的过程，这种题材往往很受大众欢迎，因为这种角色定位首先就把观众放在一个智商优越感的位置上，然后你还能从这个角色中时不时找到自己的影子，共鸣一下。所以，《士兵突击》在地方台首播之日，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等上星之后，媒体的关注感觉已密不透风。这时，《三联生活周刊》开始做《士兵突击》的封面故事。

　　之前，媒体对《士兵突击》的报道已足够多，但也没说出什么名堂。越是看上去浅显易懂的主题，解读起来反而越难。许三多、史今、伍六一、袁朗……这些角色在生活中都有，但都有些夸张，然后把这些人凑在一起演出戏，可解读的内容也就会更多。

　　这年头，凡是公众对某种现象关注过度，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一、人们无聊闲得；二、人们需要发泄；三、人们精神世界缺少某些本该具备的东西。我想，《士兵突击》被如此关注，是第三种原因。这是一个让老中青三代集体迷茫的年代，人们有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人们给自己制造出很多成文和不成文的生存法则，然后再让这样的法则茧缚人生。其实没那么复杂，欲望会让人学会只做加法不做减法，而许三多恰恰是一个没那么多欲望的人，他的人生是被推着走的。换句话讲，人们从这部电视剧里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还看到了自己从未意识到还存在的另一个侧影。于是人们梦想着能像许三多那样，碰上一个史今这样的同事……人生的道理其实挺简单，但真给你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角色，估计没有人真的愿意这样。

　　事实上，周刊在做这期封面故事时动手有些晚了，但晚也有晚的好处，那就是在喧嚣中寻找一个僻静之地，做一次别人都没想到的总结性发言。当然，我们不能总扮演总结性发言的角色，那样特容易变成史海钩沉。后来再做《我的团长我的团》时我们就起个大早，赶上了早集。但说实话，《团长》某些方面是失败的，它既不像兰晓龙的作品，也不像康红雷的作品，两个人在对这个故事理解上出现了太大偏差，如果这个剧能再晚两年开机，也许会超过《士兵突击》。显然，《团长》没有期待中的那种群体性反应，我咬着牙看了30多集，最后还是被剧情打败了。看来，赶早也未必是件好事。

　　在准备《士兵突击》这期封面故事时，我先是大致看了一下媒体对它的报道，主要分这么几类，一类是以关注演员为核心的报道，这个电视剧让很多不知名的演员一夜走红：王宝强、张译、张国强、段奕宏、邢佳栋……一时间成了媒体的宠儿；一类是探讨这部戏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我发现，《士兵突击》最主要的角色——编剧兰晓龙一直游离于媒体关注视线的边缘，仅有的几篇采访，兰晓龙好像答非所问。在《士兵突击》退烧之前，我判断，唯一还有开发的空间就是兰晓龙。

　　早在2002年，我就认识了兰晓龙，饭桌上了兰晓龙特别能闹腾，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是饭桌上的主角。如果你刚进饭馆，正好瞥见兰晓龙在张牙舞爪，十之八九你会把他当成一个街头痞子。那几次见到兰晓龙，饭桌上有很多他中戏的同学，熟人多，所以他也显得更加嚣张了些。后来去酒吧，他和另几个同学干脆把编剧史航按在地上轮番蹂躏。一群30多岁的男人，玩着小孩的游戏，当时我有些不解，或许，这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在交流感情时用的一种特有方式吧。当史航衣着凌乱地从椅子底下爬起来，摸着被这帮哥们没轻没重的拳头打疼的身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宁愿失去这脆弱易碎的生命，却不能容忍你从我手里赢得了不可一世的声名；它伤害我的思想，甚于你的剑伤害我的肉体。”都被蹂躏成这样子了，他还没有忘记莎士比亚。

　　后来史航对我说：“《士兵突击》就是写兰晓龙自己和他想象中与朋友之间的那种状态。”这种朋友之间的相互蹂躏，一直贯穿在兰晓龙的剧作中。

　　当我决定采访兰晓龙时，才发现，我对他并不了解，更想不出他是一个军人。

　　记者一般比较喜欢面对熟悉的采访对象，尤其是双方在一个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往往能聊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在我的采访经历中，如果双方比较熟悉，采访起来也比较轻松，甚至不用我去提示，对方会滔滔不绝往外冒。如果跟对方是遭遇战，有时候会比较麻烦，至少要试探几个回合才能稍微把握住一点。所以面对一个不熟悉的采访对象，我喜欢上来兜一个圈子，一来是试探，看看水有多深；二来也是让对方放松，先问一些对方比较喜闻乐见的没价值的问题，然后再缩小包围圈。

　　采访兰晓龙，我发现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饭桌上，那个一口浓重的湖南邵阳话的家伙，他和全国人都在议论的《士兵突击》有啥关系？这两者之间的间距太大，这个人是怎么写出《士兵突击》来的呢？看来，兰晓龙是个熟悉的陌生人。所以，在采访思路上，我想，他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对人物刻画拿捏应该是很有心得的。这一点我比较放心，毕竟双方还比较熟悉。如果让兰晓龙自己去解析一下这些他刻画的人物，一定跟人们理解的那些有强烈的反差，结果应该是很有趣的。

　　但是一聊，我才发现失策了。首先兰晓龙对我采访他有些抵触，他上来就说，我们别采访了，好久没见，聊聊天吧。所以，一开始对我抛出的问题他都避而不答，而是去扯些别的，似乎他对人们极度关注的电视剧没有任何反应，尤其对是剧中的那些人物，他更不愿意去挨个解释。这就是熟人采访容易出现的问题，感觉他太不认真了，因为熟悉，他可能连礼貌性的应答都省略了。我几次试图把他拉回到正题上，但他根本不当回事。

　　但聊着聊着，我才明白，他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正是我想知道的那个看上去不着调的兰晓龙和《士兵突击》之间的那片空白。

　　兰晓龙聊的话题更多围绕着“自由”展开，他最初在中戏那种自由状态到军队后被约束下寻找自由的过程。兰晓龙说：“我姐夫曾经对我说：自由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管你了，要对自己负责任。这是他说过的对我最有用的话。”这句话他姐夫以前跟他说过无数次，他从来没当回事。直到有一天，他穿上了军装，感到像紧箍咒在身上阵阵发作，他才终于明白，自己该干什么。

　　兰晓龙很聪明，而且不是小聪明，他有着湖南人那种特有的聪明和狡黠。上中学时，他是那种调皮捣蛋一类的学生，他描述过上学参与打群架的情景，大概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壮观场面，他从来都是组织策划者。约束对他来说是多余的，他就这么玩闹般地考上了中戏，他可以继续着他的自由，他动用一点小聪明，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混得不错，25分钟就可以写一集短剧，他靠这个手艺能挣到很多钱，事实上他确实这样挣了很多钱。他也很清楚，这不是他想干的事情，他必须用一部属于他的作品证明自己。

　　部队的约束让他想到了他姐夫说的这句话，早几年他不把这句话当回事，是因为他还没意识到责任是什么，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明白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部队的约束既没有让他从此一蹶不振，也没有让他从里面逃出来，反倒让他明白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兰晓龙开始创作《士兵突击》。

　　别人可能会把《士兵突击》当成一个励志片去解读，兰晓龙认为那是自由且知道对自己负责的结果。采访中，兰晓龙讲述了他在军队的另类生活，那种让人难以想象的等级森严规则严厉的环境下他能够无拘无束，但这再也不是那种小玩闹式的无拘无束，他明白了该在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上施展自己。《士兵突击》是写自由，兰晓龙理解的自由就是让自己的灵魂更开阔，不管是许三多还是史今，不管它是部队背景还是职场背景，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后来，报道写出来了，通过这篇报道，我们能看到一个鲜活的兰晓龙，他更多是在谈自己的经历，感悟，这正是他那段人生经历的一次突击。一个熟悉的采访对象，确实可以谈出不一样的东西，只是一开始我的采访思路里忽略了他个人的经历。

　　从《士兵突击》到《我的团长我的团》再到《生死线》，《三联生活周刊》都给予了很大关注，对同一个编剧连续关注，这是《三联生活周刊》从未有过的。如果说兰晓龙身上有什么东西，就是他每次都能拿出一个与当下纯娱乐和商业化作品不一样的东西。在中国，绝大多数编剧还没有能达到自由创作状态，都是根据各方要求去命题作文。如果在题材和自身能力的双重限制下去创作，结果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每年能拍出上万集电视剧，但是绝大多数影视剧收视率和反响都一般的原因。兰晓龙从某种意义上讲走过了不自由阶段，他觉得自己虽然在部队，但是比很多地方的编剧在创作上更加自由，为什么？心灵开阔。他不想错过为每一个角色注入灵魂，而不是热闹。

　　编剧需要技巧，尤其是来自制片方的压力时，技巧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兰晓龙已经过了玩技巧的阶段，他甚至有些偏执地想在商业审美和判断大的环境下将戏剧还原回经典，用文学而不是小聪明来说话。

　　《我的团长我的团》开播时，我试图采访兰晓龙，但是他躲开了，躲到西郊的一家医院养病，他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团长》这部戏的不满。所以，那次始终没有采访成兰晓龙。他是个不愿意为难自己的人，也不会像现在某一部清纯片的作者那样对改编她的作品指指点点。兰晓龙知道自己如果很配合地面对这一切，他就又回到了当初的那个25分钟写一集的状态。他有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他能得到很多，但他知道同时也会失去海阔天空。

　　第二次采访兰晓龙，是电视剧《生死线》开播。相比《士兵》和《团长》，《生死线》更好看，剧情紧凑，跌宕起伏，即使不是采访兰晓龙，我也会一口气把这部戏看完。当我看过几集后，慢慢发现，这次兰晓龙写的不是电视剧，是话剧。这也是我第二次采访他要提出的疑问：戏剧与文学。我想，兰晓龙很明白一点，现在电视剧的语言越来越苍白了，这让他愈加怀念莎士比亚。戏剧表现无非是人生与人性，但如何去把人生与人性写得更到点，这是能力问题。在《生死线》里，情节反倒成了兰晓龙发挥语言特色的辅助工具。故事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期间，兰晓龙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背景去探讨忠诚与信仰，以及在这种状态下的人性。兰晓龙说：“我觉得写一个剧本最难的不是编故事，不是做人物，不是搭整个戏，这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你这个戏你要做什么想写什么，这点至少要搞清楚。”

　　这次采访谈得较多的是戏剧本身，兰晓龙觉得现在人们已经丧失了文学和戏剧信仰了。在这之前他刚好去电影院看了《三枪拍案传奇》，可能是受到了一些刺激，他发誓不再进电影院看国产电影了。所以，有关戏剧的文学性话题聊得比较多。这也是他自《士兵突击》以来不断受到各方邀请担任编剧而又退出的原因，甚至都有人提出这样的条件，只要你署上名字，找个枪手代写，你就可以拿到最高编剧费用。

　　兰晓龙说过，他想让自己的创作生命更长一点，而不是赚的钱更多一点，从他明白什么叫责任那天起，他就非常珍惜自己，这也是他从不抱怨现在编剧待遇差，想方设法主张自己的利益。把自己当回事，人家一定把你当回事这个道理谁都清楚。

　　实际上，兰晓龙并不是记者眼中那种很好的采访对象，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不仅愿意配合你，而且还能谈出些真知灼见。兰晓龙从来都不太配合记者，我看过一些媒体对他的采访，似乎他不太喜欢回答记者的提问。至少我对他的两次采访，能感觉到，他对提出的问题总是还没说上三句就跑题，扯得很远很远，貌似他说的话前后没什么逻辑，但整个采访做完，才会发现他真正思考的是什么。这种交流方式，和他的自由随意性格有关。他身上还保留着一些野性、痞性、随性，这些东西包裹下的是他的严肃和责任。兰晓龙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生一度偏离轨道，当他回到正轨，他时刻都把这段经历当成警戒线。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人，当他们因为偏离轨道尝到一点点甜头之后，就再也不想回来了。■

　　王小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2001~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