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城门失守

　　1995年1月14日，离农历春节还有半个月，北京城里过年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反反复复酝酿了两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终于正式出版了创刊号，封面是一扇大红色的城门，城门并未洞开，讨论的是一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话题——户口。

　　当时，“春运”已经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估计，全国进城的农民工已高达8000万人。市场经济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农民工蜂拥涌入大城市，已经强烈冲击了户口制度，给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尚未成熟的管理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

　　根据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估算，当时常住北京的农民工已超过200万人。为应对愈演愈烈的流动人口，1994年10月6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征收城市容纳费的条例》，规定凡批准进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都要缴纳城市容纳费，价格从3万元到10万元不等。

　　征收城市容纳费，北京并不是第一个，却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一时间，中央各部委纷纷出面声讨，因为如果按照条例计算，航天部每年需要向北京市支付1800万元，铁道部则高达3000万元……初生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这个封面专题从户籍制度的历史演变入手，全面考察了户籍制度对都市里不同人群的影响。记者的触角深入到了“新疆村”、“河南村”这些边缘人群的聚居地。《三联生活周刊》由此奠定了自己的气质与基调——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关怀。

　　杨浪率领他的团队完成了《三联生活周刊》在筹备近3年后的创刊。杨浪的团队于1994年12月2日正式出版了试刊号(总第一期)，从1995年1月至4月，以月刊方式连续出版了4期，从第二期到第四期封面专题分别是：《谁是香车梦里人》、《关于女人的话题》和《迪斯科广场占领都市》。5月后，出版再度中断，杨浪的团队随后解散。8月才重组团队，重新筹备出版。直至12月10日才出版该年第5期(总第6期)，封面专题为方向明采写的《邓斌不是沈太福》。

　　至1996年起，《三联生活周刊》才开始以半月刊的方式连续出版不再中断。

　　如果让我对

　　15年前的自己说

　　已经成为北京现代文化艺术聚集地的方家胡同46号。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在水银灯下答问，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要你对10年前的自己说，你会说什么？

　　——是啊，我会说什么呢？

　　◎杨浪   摄影◎蔡小川

　　是1994年的8月下旬，和平饭店一楼的大堂咖啡厅。还是老董，还是眼镜片后那亲切的笑容。第一次与董秀玉先生见面在一年半以前，那时候有钱刚先生、陶泰忠先生，为的是同一件事：《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

　　“‘史’前期”

　　现在讲的这些事儿几乎要叫做“历史”了。1993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则有关《三联生活周刊》的招聘启事。以钱刚先生为主编的编辑部一共收到了800多份应聘信。由钱先生设计的那场新颖、别致的招聘给许多相关者留下了印象。8月，应聘的15名记者开始了堪称严格的职业培训。先后参与过周刊筹备的“主笔”们多是传媒界人士，胡舒立、贺延光、陈西林、王安、何志云、毕熙东、杨迎明、郭家宽等最初是以招聘考官和培训老师的身份参与周刊孕育的。此后的9个月里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每周，“主笔”们带领记者策划选题、讨论写作，在每周编号印制的所谓“空转作业”里，不但有当周的“封面故事”、各个栏目选题，还包括报道进入的角度，具体实施的技术路径。当年的年轻记者曾写道：“这本是一次雄心勃勃的集结，集结的名单足以使人和新闻出版单位惊讶乃至震动——它几乎包括了北京主要新闻出版单位的出类拔萃者。其中的含义只有一点：一本真正意义的周刊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极有可能加入国际性的新闻角逐。”到1995年5月，先后出版了印数极少的5期“样子本”，那时候我就说，若干年后这批存世稀少的出版物会成为中国出版史上难得的收藏品。

　　在“媒体市场化”还是一个新鲜名词的时候，是“三联”把这批人聚到了一起，是国际化的媒体出版模式激励了一种对时政生活类周刊的创造热情。然而，因为资金、出版方变故等等原因，这次集结到1994年5月“有”疾而终。

　　时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的董秀玉先生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决心好下，但执行过程之艰难曲折却难以想象。创刊、坚守和正式转为周刊是三个关键时期。创刊阶段，在钱刚带领下大腕云集，创意无穷。从1993年3月批准刊号，钱刚进入，到1994年3月迁入净土胡同前，在当时‘三联’蜗居的‘大磨坊’楼上的平台房里，日夜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制订规划、招聘记者、职业培训、‘空转’试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虽然这以后由于资金中断等种种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这一年的工作明确了办刊思想、搭好了架构、锻炼了队伍、熟悉了出刊的各个环节，不少栏目不但10年来仍在沿用，连外刊都在借鉴。尤其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这是一个情况多变的守护期。其间试过几位主编，换过两茬儿投资者。真正做了实际工作的是杨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讲代价地接下了重任，编了一期试刊、5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后亦终因资金问题而休刊。”

　　“创刊期”

　　老董“表扬”我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刚刚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中青报”4月份一个“愚人节”的专版，背上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处分”。这一阵，挟着刚被“三联”点燃的做新型媒体的余勇，我和西林等人介入了多家媒体“改版”的实践。重要的是，“市场化”已经是一个深深植入职业展望的理念。在和平饭店喝咖啡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当时只给董先生提出了一个请求：不能再耗着了，我的任务只有尽快出刊。

　　这时候，编辑部已经从永定门外大磨坊面粉厂的一个临时地点搬进了东城区净土胡同的一座小楼里，这里好像是一个前冰箱修理厂，胡同逼仄，院落破败。记得搬家的时候，前任钱刚先生颇八卦地说过一句：“一个‘净土’，一个‘宝钞’(净土胡同附近便是‘宝钞胡同’)，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福地。”不过，再回到净土胡同的时候，真有点进了净土寺的感觉，三两方丈、一群小僧，在这个清静偏僻的处所做着一场春秋大梦。休刊几个月后，熟悉的办公室多少有些冷寂。很遗憾，我很敬慕其学养的朱学勤先生这时候也离开了编辑部。于是，15年前的8月15日，我为瞻望中的“创刊号”写了第一段“编辑思路”——“创刊号”将是我们公开面世的第一本周刊。如果说我们经过了一年的演习和训练，那么这回是真的开始往市场上冲了。

　　我们应通过这本周刊展示《生活周刊》的基本特色和基本样式，接近我们的第一批读者，并通过这本创刊号进一步摸索办刊路子，以逐步走向成熟。

　　我们显然不是从零开始。一年的反反复复上上下下曾经使我们激动，使我们失落，但谁都不能否认我们毕竟有了一些必要的经验(起码有了经历)。我们的思路得以拓开，我们的业务开始熟练，我们的目的逐步明确——无论如何，在历经坎坷后我们仍在一起，而且我们仍是团结的。

　　办一本周刊毕竟是有着诱人魅力的，让我们向读者展示这种魅力。

　　这是一本高品位的综合性、新闻性周刊。高品位是我们的追求，综合性是我们的面目，新闻性是我们的灵魂。我们说的“综合”是指周刊视野的广泛和形式的活跃；我们说的“新闻”是指自觉的新闻感觉、新闻判断和新闻时效意识。

　　我们并不想纳百家之长。我们是“周刊”，“周刊”便是我们不同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之长。我们不能“媚俗”，同样不能“媚雅”，这既是指内容上的打通雅俗，也是指形式上的兼容并蓄。

　　我们应当从此进入“周刊状态”。进入“周刊状态”的重要问题是内部程序的磨合、内部机制的调理、各层人员的契合。

　　由于人员不可能一步到位，在这一本的编辑过程中，有可能一个人就代表一个部门、一个环节；由于这是第一次与香港方面技术配合，我们应考虑找到今后最有效率的方法。

　　原定创刊号是10月出刊的。两个月内，又有一批同行加入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初创，这里应当提到的有杨新连、程赤兵(老猫)、方向明、黄艾禾、杜民、唐元弘、陈炼一、印小韵、季思九、吕祥、黄集伟等诸位先生，在尽快出刊的目标下，大家从各自的媒体迅速赶来，投入了一本此时并不知其未来的周刊。

　　1995年，中国的媒体市场远不像今天这样火热。这时候，头一批地方“都市报”方才起步；如今的赫赫大刊《时尚》刚创办两年，《财经》的母体《证券市场周刊》还只是一本诞生不久的证券专业杂志，而《中国国家地理》要在4年后才从《地理知识》改版，《中国新闻周刊》则要在5年后开始创办。那时候呼唤同道，很有些“旗幡方立和者景从”的意思。

　　那时候我一门心思只想创刊，哪怕早产也要赶紧把孩子生下来，正在我们考虑是更“Time”还是更“Life”、是“媚雅”抑或“媚俗”的时候，第二任投资方由于办刊理念等原因又与“三联”分手了。或许是我们已经多少有了经历流产的经验，在迟滞了两个月之后，周刊的试刊号还是在1994年的12月出生了。

　　今天再翻看这本试刊，它的黑黢黢的封面实在乏善可陈，我敢说，这是书装设计大家宁成春先生设计得最不成功的作品。智者千虑，那时候谁知道一本周刊的封面就该是什么样子？倒是那期的内容还有些说道：关于秦俑发掘的封面是当时较早的关于二号坑的全面报道，樊纲与郑也夫先生有关轿车文明的辩论，给这个今天令人焦灼的问题留下了人们最初的思考文本，而李玉祥先生的“老房子摄影专题”，在这里开始显露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地位。

　　在投资中断的时候，这本试刊是“三联”自己花的钱。后来，第三任投资方出现了。赶紧创刊吧。

　　磨合

　　创刊号上的《编辑手记》是董秀玉先生亲自写的：“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这是我们的幸运。如何从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这个时代，反映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课题，提供人们崭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资讯，当是我们最需努力的关键。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食粮。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有文章把董先生称作“苦行的旅人”，经历两年的坎坷，怕是没有人比我更理解她创办周刊时的苦旅。

　　一创刊就是“磨合”。不是与市场的“磨合”，而是与投资方的“磨合”。

　　最初的内文设计和印刷不是由编辑部，而是由投资方指定在广州进行的，原因是“北京设计理念不够新锐”。于是我们每期发完稿以后都要悬着一颗期待而又不安的心等着远方寄来的新书，因为双方对内容的理解不一，我甚至几次跑到广州与对方对表。第一期，因为一篇克拉玛依大火的报道，投资人颇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广告商不喜欢关于负面的、与死亡相关的内容。第二期和第四期，又有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东京地铁沙林毒剂的内容，投资方真的不高兴了。对方也有“不懂”的地方，第二期一篇时政报道，资料中有历任领导人的照片，小样上老领导的照片位置大大高于新领导，编辑费了好大劲讲政治总算把位置调了过来。

　　一面是内容与设计的分离，设计上，还有封面与内文的分离。当时编辑部把封面留在自己手上，主要由老宁负责。封面的构成也是几经辗转。试刊以后的前三期换了三种模样，《三联生活周刊》几个字怎么摆？三个单词，横着竖着，显然也是犹豫再三。这是盘桓依旧的话题：是“三联”的“生活周刊”？还是一本与生活有关的“周刊”？微言大义，关乎对这本杂志新闻性的定位。远在第一次集结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筹备讨论的焦点，集中到对封面设计的要求，谁也说不清楚，就看设计感觉，以致陈西林先生连做12个封面，终不为一致首肯。现在看，尽管我们很想做一本“新闻周刊”，但实际上创刊后最初的几期封面专题：《户口，中国最后一道城墙》、《谁是香车梦里人》、《关于女人的话题》、《迪斯科广场占领都市》显然是走了一种偏“生活”的路线。也是没办法，当时的出版周期只能是每月一本。

　　时隔一年的创刊，还在延续着第一次集结的思路，内容上，初期的杂志不外分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个板块，分别由方向明、老猫、黄艾禾负责，新连和杜民看着总编室一摊综合报道，炼一管着摄影。这帮人本来就熟，属于当时新闻界活跃的“中青系”和“工商系”，所以合作愉快，甚少龃龉，包括时常到净土附近的钟楼湾大排档里天南海北地侃山，侃山的内容之一是前任文化主笔何志云先生在这排档里咂一口黄酒就辨析出其出自哪个酒厂的哪个缸口。“工商系”里的多面手陈西林先生这时候正热衷于跟王朔做一套“狗眼系列”，没有直接参与编辑部，不过他每期画两组漫画《来福先生》与《噜噜和咪咪》，从创意到绘制，按他说“画到吐血”。

　　除了板块，像《来福先生》、《百姓广场》这样的栏目也是承继前期思路的。“来福先生”谐音Life，是钱刚先生的创意，打算以一个漫画人物的经历，把种种社会现象、小人物的尴尬、生活中的温情表达出来。“百姓广场”的创意源自“大磨坊时期”一次到老家具仓库参观时的聊天，如寄、伯飞等调侃老毕，说他收了不少祖上的老东西，包括一床前清的炕席。后来这戏谈成了一个栏目，大抵是一纸上的“潘家园”，弄了几期，难以为继。

　　到了这一年的3、4月份，坏消息接踵而至。先是有法院找到编辑部来，据说是投资方老板以前的官司未了，结果法院寻踪追到北京；后来与广州方面的协调也越来越别扭；再后来，东城区工商局广告科来了一纸罚单，指周刊没有办理工商广告登记手续，属于违规经营。最后，投资方的钱又一次中断了。终于，编辑部在放慢节奏之后，不得不又一次停刊，第三次“起飞”再次落地。

　　议论

　　《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当年深受各方瞩目，创刊初期的几起几落，也在舆论的关注之中。1995年11月8日的《法制日报》有《贵族报刊：国人侧目》一文称：“《生活周刊》在制定创刊方针时，声称以‘白领’为基本读者群，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该刊宗旨、方向从试刊的数期刊仍属不清，似已距其当年的创始人韬奋先生倡导的接近并唤起普罗大众之办刊宗旨相去远矣！”“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生活’在招收了一批年轻优秀的新闻人才之后，大抓人员的立意等方面的训练。”“据笔者所知，此前同样具有雄厚财团背景、名噪一时的一家装帧十分考究的杂志也已停刊。看来在中国办报办刊，就要脚踏实地地与读者同忧同乐，如此才能前途光明。”同年8月24日《北京青年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标题是《曾有知情者为“生活”扼腕叹息  尚无主事人对“周刊”声明负责 〈三联生活周刊〉在一片沉默中“瘫痪”》。

　　一位署名“曾任周刊编辑”的文章中说：“应该说，曾经非常艰难却毕竟有过一点‘飞起来’感觉的‘生活周刊’的一再跌落，是一种综合效应下的结果。笼统地说，是由于一切不利因素都在一切有利的时候产生了恰当的作用；而具体地说，《三联生活周刊》的习惯性流产则是一种文化冲突。”这篇文章从“手工作坊难以适应现代文化企业”、“手心向上的悲哀”、“最薄弱的环节是人”分析了这种“文化冲突”。

　　因为要给朱伟先生写这篇稿子，那天在方家胡同参加活动，我就在想，如果要对15年前的我说，我会说些什么？

　　是啊，我会说些什么？做一个优秀的媒体，做一本“伟大”的杂志，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媒体人的一个梦。即使老董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不会拒绝这件事儿。不过，“伟大”的开始往往是困顿与琐屑。当时我们自以为对做一本市场化的媒体有了理想，但是理解显然肤浅，管理并无经验，因此，遭遇坎坷几乎是必然的。

　　“市场化”意味着投资意向的清晰与投资结构的稳定，也意味着对运营机制的掌控和与经营团队的契合。这些15年后明白的道理，在当年并不清晰。做一本兼具人文特征与新闻性的周刊，需要学术界与新闻界的融合贯通。这个道理当时明白却并无经验，而且，15年前，中国“报人”的素质差强但成熟的“杂志人”尚未产生。更重要的，15年前，文化和传媒产业尚未觉醒，制度环境、投资环境、运营环境、对市场化媒体的容忍环境都很初级。所以，大多数投入此间的人都怀着梦想也留着退路，留下那些坚定又最有韧性的人迎接黎明。

　　这就是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