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中国
领袖们的青春年代
◎李鸿谷
90年前,1921年7月,毛泽东从长沙赶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会议,毛泽东本人回忆极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辑录的是与会者的记忆:(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从与会者的回忆看,这次会议开得倒真是青春飞扬,激情澎湃。
另一位也被称为“书呆子”的19岁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回忆这次会议: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我为“书呆子”,说我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的面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人们常常把能高谈马克思主义当水平高的标志。既然那时我除了会引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而我恰恰被选为“一大”代表……
马克思主义对这一代渴望拯救中国的热血青年意味着什么?党史权威金冲及先生引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如此热烈的情绪氛围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党的“一大”的召开,顺理成章。
只是,90年过去,那13位“一大”代表,金冲及先生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叙述:“这个队伍在前进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分化和重新组合。拿‘一大’的13个代表来说,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离党;有的成为党的叛徒,如张国焘、陈公博。有如大浪淘沙,党正在这个进程中,变得坚强有力。”回望那个历史时刻,金冲及先生说:“也许从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迈出的只是漫长旅途上的第一步,而且显得那样稚嫩。”对于以行动努力改造中国命运的那一代青年们而言,“(未来)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马克思主义才是最有力量的思想武器。
显然,这一思想武器绝不只是用来高谈以显示自己“水平”高低的“学术”,如何将这一思想武器运用于中国实际,才是真正挑战。
那么,当年的中国,北洋政府执掌的中国,是一种什么现实?
中国山东,先失之于德国(1898年),继失之于日本(1915年,“二十一条”);所有中国人寄望于解决“一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以为能够“公理战胜强权”,收复我山东。结果此次和会的《凡尔赛条约》,仍将山东让之日本。这是外侮。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国将亡,不是危言,而是现实。再看国内政治,数百万军队不以抗争外侮、对抗列强为目的,反而在1920年开始内部混战——直皖战争。外侮内乱,国将不国。稍后的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这一时刻军阀与列强的关系,以及他们构成的中国现实之窘况,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分析:“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真实。也就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拯救的中国的现状。
以“一大”为决定性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组织起来了,由此才开始了创造历史、可歌可泣的行动。直至28年后,1949年,被描述为“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由此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1921的历史现场
历史现场包含着历史逻辑,能否意识到它并遵循它的规律,对历史中人是挑战,对后世读史者同样也是挑战。
◎李鸿谷
白帽西服。这是北大同仁记忆陈独秀最鲜明的形象符号。
1919年6月11日,现藏北京档案馆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记录:晚七时,陈独秀受友人之邀,到浣花春四川饭馆聚餐。晚餐后,约八时,陈独秀往新世界游艺场。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于是潜入第五层屋顶花园,那里既无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时,恰好四层正放露天电影,陈独秀趁此机会,将大把传单投向楼下……这天,新世界游艺场密探甚多。几天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警署及步军统领衙门都安排了众密探。“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反复上下楼之际,已被跟踪,传单刚出,陈即被捕。
新世界人多,公众场合捕人,得当心,“一名侦探脱下自己灰色大褂,将白帽西服陈独秀罩住,押往外右五区警署”——检索档案的研究者梅佳,看来对“白帽西服”也印象深刻。
这次被捕,对陈独秀意味着什么?
陈独秀之变
陈独秀被捕,当然是重大新闻。尤其在“五四”这一特殊时期,它迅速成为议题。
当时正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的孙中山,对北洋政府的代表许世英颇为厉声:“你们做了‘好事’(逮捕陈独秀),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据说许世英回应:“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声援并营救陈独秀,从目前史料看,当时确为一时潮流。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亦在他编辑的《湘江评论》上撰文《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一生5次被捕,但细观下来,唯有这次(第二次)最为戏剧也最为显赫,描述也颇多。后世读史者回到历史现场,仍稍有疑惑,陈独秀的动机是什么?
陈独秀所散传单,系他所撰《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逐驱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从传单内容看,这些内容大体也是“五四”时期学生一般要求,只是陈要求免职者稍多几位而已。
按五四运动的进程,6月2日至4日,确系北洋政府逮捕学生之高潮。陈独秀记录6月3日:“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独秀文存》)只是,6月5日,上海罢工罢市消息传来,北京军警即已完全撤离,不再干预学生任何事情。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记录北京街头:“学生的故事是好笑的,尤其滑稽的是星期五(6月6日),学生手持旗子,欢呼喊叫着,列队游行演说,警察站在旁边像保护着天使,没有一个学生被捕或干扰。”顷刻之间,从逮捕到“保护”,北洋政府态度变化巨大。稍后,6月9日,北洋政府接受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并于次日公布,接近完全妥协。
学生已悉数释放,曹汝霖等人也被去职,陈独秀传单里的直接要求似乎达成。这个时候,仍选择行动。或者我们对此行动的理解,应从作用于学生运动的价值,转向陈独秀本人。
这一时期,陈独秀写了不少类似现今微博一样的百字左右的文字,刊发于《每周评论》,其中有一则后来被广泛引用:“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8日)”3天后,陈独秀果然被捕。后来陈独秀出狱,李大钊写了首情绪激烈的诗以示欢迎,亦借用监狱与研究室概念:“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你;因为你拥护真理,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这次被捕经历,于陈独秀当时的朋友们而言,洞若观火:他的人生由此而变——只谈思想,不谈政治的《新青年》主导者陈独秀,由此迅速变为职业革命家。
只是,当时倾力营救陈独秀的胡适,不认为变化只发生此刻,而是稍前。
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多月,陈独秀失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中国各时期出版的陈独秀传记,对这一事件,并不讳言。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朱文华所著《陈独秀传》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陈独秀),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以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这当然是传统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策略。只是,曾力荐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校长汤尔和、北大教授沈尹默,此刻亦要求北大校长蔡元培撤销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后来蔡元培坚持,才保留陈独秀教授之职,“并由校方给假一年”。但此时,陈独秀事实上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对北大这一决定,胡适极为愤怒:“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在胡适看来,这一变故才是陈独秀转变的关键。“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注:决定撤销陈独秀学长会议)。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无论起因是撤销学长,还是被捕,可以确定的是,1919年,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之变。
李大钊的世界观
3个月后,陈独秀终于出狱。旋即接到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邀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邀请南下。陈独秀离京去沪,又转向武汉做了几场演讲,演讲过于轰动,武汉警方迅速将情报报至北洋政府。并且,“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此时陈独秀还处于“监视居住”状态,不可随便离家。略有意外的是,陈独秀未从武汉直接去广州,而是返回北京,北京警员接获消息,严阵以待,准备再捕。
李大钊获闻消息,赶到火车站将陈独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躲避。1920年2月,《新青年》的编辑同仁高一涵记录:“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北京)……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也是根据高一涵的这个说法,此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遂成建党起源。只是,后来党史研究者对此说颇为慎重。理由是日本的研究者石川祯浩所考证: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逃离北京的过程。而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并无此说法。
逃离北京,确如一个象征,意味着陈独秀与过去的更接近自由主义的思想说再见了。而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完成他那篇具有历史价值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乃至中国共产党建立,当然绕不开李大钊。
虽然比陈独秀要小整10岁,但在处事与性格上,两人却是与年纪相反。时人评价: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李大钊注重调和,力求全面稳妥,陈独秀则喜欢辨别是非黑白,弃取分明,甚至爱走极端;在性格上,陈独秀激烈果断,李大钊平和温厚。
与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激烈行动,甚至以身投狱不同,细索这一期间李大钊的表现,他不仅没有直接的参与行动,而且著文为“五四”鼓与呼都没有。《李大钊传》的作者朱志敏疑问说:“是他担任图书馆主任工作难于脱身吗?那总不至于影响到他多写几篇参与斗争的文章吧!”从结果看,这个时候,李大钊正在完成他这篇2.6万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方式与线路传入中国,李大钊是最好的研究对象。
在那本极被中国党史研究者重视,并广泛引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说: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尖锐,使社会主义再次唤起人们的瞩目。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得到青年们的热切关注:被誉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准确释本的考茨基著、高界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第一版两万册即刻被抢购一空,其后连续再版达十几次;河上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第一册售出12万册,第二册售出8万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到取得有关俄国革命和其领导人动向的信息,以至于摸索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态,都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可说是世界性‘思想链条’的一环。”
在李大钊写作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前,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即在《马克思研究》专栏里,开始翻译连载主要是日本河上肇的有关马克思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又迅速被《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反复转载。陈溥贤与李大钊同一时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彼此相互影响的一面。
这当然只可论为环境因素,问题是为什么是李大钊会敏感并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学说?当时新文化运动核心议题之一是比较东西方文明,东西之间,断然两分,或取东方或取西方文明,是当年论战的焦点。可否有第三条道路,即非对立的中间之道?这是李大钊思考的问题。有趣的是,曾任美国驻华大使,此刻被聘为北洋政府法律顾问的芮恩施认为:俄罗斯文明足以在东西文明之间担当起媒介之任。《李大钊传》作者朱志敏认为:李大钊接受了这一观点,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这当然是李大钊的个性因素。在他看来:就地理位置而言,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处,故其文明兼有东西两种文明的特质。综合起来看,亚洲人长于宗教,其政治为神权政治;欧洲人长于政治,其发展演变的结果,创造了近代自由民主国家。俄国国民既接近亚洲人的尊奉神权和独裁君主的思想,也有接近欧洲人的向往人民权利的思想。从而,人道、自由观念“深中乎人心”。
同样留学日本,亦精通日文的李大钊,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涌起之际,结合他过去对东西文明思考并特别注重俄国的倾向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毫无意外。研究者指称: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资料来源同样是日本河上肇及其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919年夏天,也即五四运动最激荡的时刻过后,7月,李大钊离开北京去往昌黎小住,开始写作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较为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于当年9月开始分两期刊发于《新青年》杂志。
也正在写作此文同时,李大钊与胡适展开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中颇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论战。这当然可视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注释。对这场论战,精彩的描述来自《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徐中约: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年轻人当中讨论“主义”成为时尚,甚至胡适本人也经常提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等。一位风趣的批评家这样描述胡适和实验主义者:“你们应当放弃所有‘主义’来接受我们的‘主义’,因为根据我们的‘主义’,没有‘主义’应当被看做金科玉律。”而李大钊却是坚定认为:“‘主义’在社会改造中起着与航海定向一样的必要功能。”
显然,1919年,尤其是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历史学家们基本由此断代。新兴力量兴起,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之变,而李大钊相对完整地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