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共产宣言

20世纪20年代，上海王开照相馆前街景，旁边是“爱用国货”及国货产品宣传牌

陈望道

何叔衡

　　“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1921年4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对来访的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说了这样一段话。

　　此时31岁、精通四国外语的李汉俊说：“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主笔◎李伟

　　职业革命家

　　南昌路100弄，隐藏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东侧是时髦的雁荡路，向北百十米就是川流不息淮海路。弄堂口进去十几米右转，4座旧式石库门的房子连在一起。建筑围着松糕般的水泥砂浆外墙，色泽黯淡不堪。2号门的外墙上挂着两块金属牌，一块是“陈独秀曾在此居住”；另一块写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90年前，这里的地址是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就在这栋房子里，陈独秀见到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组建了上海共产党小组，一批时代青年在此聚会讨论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出路。他们准备成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如今，这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还依稀保留着当年的样子。原来的客堂被隔出了一道墙，进门左手第一间是亭子间，穿过天井的右手边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厢房，厢房的东墙上竟然还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碑，刻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组在这里建立”的字样。楼下客堂住着一户人家，里厢房与后厢房也住着一户人家。楼上原本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和书房，如今也住了两户人家。如此一分为四，便是现今的格局。

　　陈独秀是在1920年4月间住到这里的。这一年的2月12日，41岁的陈独秀坐火车从天津仓皇回到上海。1917年他受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文科学长，离开上海前往北京。3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让他声名鹊起的地方。

　　早春的天气还冷，陈独秀到了上海后就感冒了，在惠中旅社躺了几天，接着住进了亚东图书馆。2月14日，他致电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陈独秀在狱中被关了3个月，承蒙这位安徽老乡的关照，现在弃保潜逃，内心有所不安，于是写了这封电报表达歉意。

　　4月份，陈独秀搬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房。1897年，陈独秀与柏文蔚同榜考中秀才。两人信仰不同，但革命同路，同窗加同乡，感情颇深。于是柏文蔚将这栋房子借给了他。陈独秀住在渔阳里2号，6号住着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7号住着孙中山后来的秘书、同盟会元老杨杏佛。

　　1897年，陈独秀和柏文蔚同去南京参加科考。他在自传中对那年夏天赶考写得特别详细。在考场上，陈独秀曾对一个从徐州来的大胖子“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于是，陈独秀开始了革命之路。

　　陈独秀离开北京，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民党计划在广东开办西南大学，广揽海内外人才，章士钊、汪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吴稚晖南下，一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了邀请，与章士钊约定先到上海，再乘船赴粤。陈独秀当时觉得广州的政治空气要比北京好，他在上海接受《民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改造广州社会，或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

　　然而西南大学最终没办成。一方面桂系军阀仍旧盘踞广东，孙中山正催促在闽南的陈炯明收复广州。另一方面，筹办大学的180万元的“关余”却被伍廷芳卷走用于他处。于是陈独秀滞留上海，住进了老友柏文蔚的房子。

　　此时的陈独秀，仍旧像年轻时一样，思想激进、性格暴烈。他没有职业，裘弊金尽，靠写文章、编杂志、到处演讲为业，他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一个演讲会场赶向另一个会场，滔滔不绝，慷慨陈词——

　　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演讲《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3月29日，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的缺点》；

　　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讲《劳动者的觉悟》；

　　4月18日，参加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发起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发表演讲《劳工旨要》；

　　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5月1日，参加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从文化运动讲到社会运动，从工人生活讲到官场黑暗，从废除都督裁兵，讲到平民教育，从国内讲到国外。他站在工人们中间高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状倒转过来。

　　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他调查研究工人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这年1月，他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劝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

　　1920年陈独秀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他当时着重宣传的是：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高呼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张国焘后来回忆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转变：“他(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都未曾翻译的时期，在思想上考察陈独秀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也许过于苛刻。但不管怎样，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彻底走出了书斋，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更是社会的革命。如果不从“社会”层面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不会实现最终的成功。

　　上海1920

　　陈独秀没去成广东，就在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搞革命。1917至1921年间，孙中山等人也将法租界(新区)作为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国民党党部即设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与陈独秀的住处在一条街上。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有229万人口，是第二大城市天津的3倍。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上海劳动状况”的资料，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1/4还要多。这座城市正处于它的青春期，新的阶层在膨胀，新的思想在这里汇集、激荡，工人与商人阶层开始显示出巨大的群体力量。五四运动后，上海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工人们喊出“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的宣言，“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决战”。上海商人罢市并非由商会组织，而是先由南市的中小商户发起，所有店铺一律关门，停止营业；邻近的法租界的商铺也跟着关门了。紧接着英美公共租界的商铺也起而效之。罢市风潮如同多米诺骨牌，只用半天，全市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做生意。

　　罢工与罢市显示了一座城市巨大的能量，给北洋政府施加了直接的经济压力。

　　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是上海的又一大群体。据统计，在1900至1910年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于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失败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氏成了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

　　而五四运动后的北京，政治气氛压抑，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迁上海，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上海。当时身在北京的鲁迅后来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至1922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泛，便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国民日报》的副刊)、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其中除《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都是上海的刊物。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分析说：“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国民党系的知识分子，其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代表人物则是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国民党的理论家们，早在清末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时候，就曾经宣传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五四运动这个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再次引起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

　　石川祯浩在比较了中日同期的思想源流后分析说：“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成果，从只言片语到大部头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如洪流般地也涌入了上海。……在《星期评论》上，参考《新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研究》、《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德谟克拉西》、《改造》、《东洋经济新报》、《经济论丛》等日文刊物写成的论文和报道可谓铺天盖地。”

　　法租界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为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空间与展示的舞台。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更是得到了法租界当局的默许，他寓所门口甚至有法租界巡捕站岗，提供安全保障。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制，华人能够在这里创办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无论孙中山、戴季陶、陈独秀以及后来的李汉俊、李达，这些“革命者”的房产都在租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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