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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画舫

马林

　　1921年6月3日，一艘名为“阿奎利亚号”(Acqulia)的客轮抵达上海。船东是意大利的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从船上走下了一名自称叫安德莱森(Andresen)的荷兰人，公开身份是记者。他先是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不久搬到公共租界麦根路(现淮安路32号)后又迁到汇山路(现霍山路6号)。

　　这个人就是共产国际的新任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从事秘密工作时还用过许多化名。1920年7月，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到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与马林几乎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

　　“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马林，“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来华有一番离奇经历。他自己说，是在1921年3月离开莫斯科的。马林经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中国。4月途经维也纳时，曾被捕，被判押送出境。尽管各国警方得知他正在赶往中国的消息并加以阻挠，但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还是经新加坡到达上海。

　　荷兰警方在马林到上海后不久整理的资料中写道，他不仅冒名安德莱森，还自称日本《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所谓《东方经济学家》，就是在东京出版的《东洋经济报》。不过，马林自称是《东洋经济报》记者，却并非完全捏造；他在前往中国前，曾经凭该报的“三浦”给他的介绍信取得了在日本居留签证。

　　按照石川祯浩的考证，马林曾经准备在《东洋经济新报》帮助工作；他开始时预定经由西伯利亚到日本，后来改变路线来到了上海，而时间也比当初的计划晚了约半年。他最初申领日本签证，是想在日本及朝鲜开展工作；但是，途中在维也纳被捕，使他的行踪被各国警方察觉。结果，他不仅未能到达日本或朝鲜，在上海的行动也受到荷兰总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监视。

　　不仅目的地变了，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到上海后的马林，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可是，不久‘伊尔库茨克来的密使通知我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已指定我为‘远东’书记处成员，伊尔库茨克那里决定让我留在上海”。于是，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中途被降为远东书记处代表了。

　　马林晚年回忆到达上海时的情景说，由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在上海需要从头做起”。不过，远东书记处给其在上海的工作同伴尼科尔斯基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出席中共的大会，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马林就与尼科尔斯基共同按照这个方针督促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核心召集大会。

　　由于陈独秀此时在广州，马林就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秘密见了面。在马林推动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提上了日程。

　　当时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曾经这样说：“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

　　尚在广州的陈独秀同意了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会议日程确定得相当匆忙。这样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

　　“其作始也简”

　　会议最初定在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向各地参会的代表每人提供了100元的旅费。外地来的代表有10人左右，简单计算需要1000元支出。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间的头等铁路客票是50元，三等票是15元。这100元的旅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魏金斯基在1920年1月离开中国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费就遇到了困难，以至于《共产党》月刊都不能顺利发行。尼科尔斯基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帮助。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约一年后的1920年6月，中共的活动经费约有1.7万元，其中1.6万多元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只有1000元是自筹的。

　　收到李达发出的会议信件与共产国际的汇款后，各地的代表们开始踏上了旅程。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门徒，将通过这次富有仪式感的会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历史》中的一段评论颇有意味：“关于准备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们是如何理解‘共产党’这个特殊政党的性质的，以及他们有多强的职业革命家意识，没有任何资料；不过，他们在收到巨额旅费之后，肯定会感觉，自己所加入的组织，与从前靠无偿奉献或个人捐助维持的自愿性团体，以及那些没有坚定的主义而反复聚合离散的国内政党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到得最早，5月中旬就到了上海。这段记忆并不准确，因为此时马林的“阿奎利亚号”还没有到岸。代表们收到会议通知的时间应该是6月底。长沙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在6月29日起程，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路上要走5天左右。北京的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先在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时间是7月1日至4日。广州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乘船赴上海的时间是7月14日，到达上海是22日前后。

　　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说，大会实际开会时间推迟到7月23日，是因为部分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为了等待迟到的代表，开会时间于是推迟了3天。

　　会议的前期组织工作由李达和他的妻子王会悟完成。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乌镇人，其父是晚清秀才，私塾先生。她与沈雁冰是亲戚，论辈分是他的表姑。她与李达结婚后租住在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后来，在这个住所召开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

　　会议的地点定在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当时李书城在苏州避暑，房子正好空出来。李书城是国民党要员，有这层掩护，他的家也比较安全。

　　外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1917年她担任校长后，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当过女校董事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即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就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

　　由于这几层关系，王会悟就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借了校舍作为宿舍。博文女校到望志路李公馆步行只需要几分钟。

　　1921年4月，芥川龙之介就在那间李公馆的会客室拜访了李汉俊。他描述说：“有仆人即引予等到会客室。有长方桌一，洋式坐椅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品。……除此粗糙之仿制品外，更无可赏目之装饰。然室内不见尘埃，朴素之气令人爽悦。”

　　3个月后，这间“朴素之气令人爽悦”的房间内，中共“一大”召开了。当时代表共13人：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

　　代表中，年纪最大者45岁，最小者只有19岁，平均年龄为28岁，正好与毛泽东同岁。除了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之外，13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占5位，湖南籍占4位，“两湖”相加占9位。北京大学学生有3人：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此外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包惠僧也曾在北大短期学习。13位代表中有4人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

　　1945年毛泽东在筹备党的“七大”时回忆党的“一大”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会议前6天主要听取各地代表汇报，并制定党的“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会议原定7月30日结束，但这一天会场遭到了法国巡捕房的搜查。

　　马林到上海后，他的行动就受到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监视。这一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后，马林的中国之行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

　　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石川祯浩考证，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没有错。

　　于是，王会悟提议最后的会议转移到她的故乡嘉兴南湖的画舫上完成。参加最后会议的代表一共12人，陈公博缺席。陈公博后来解释说，除了前一天夜里租界警察搜查了李汉俊私宅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租住的大东旅社的隔壁房间31日凌晨发生了凶杀案。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为惹人注目，也没有参加。

　　在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和决议。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为宣传委员。

　　12名代表离开画舫时，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陈独秀大传》(任建树)、《李达评传》(王炯华)、《我的回忆》(张国焘)、《我走过的道路》(沈雁冰)、《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杨奎松)、《<新青年>编辑之历史考辨》(欧阳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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