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宫办公桌前的威尔逊总统（摄于1913年）

1917年6月14日－7月12日，北京，段祺瑞部讨逆军在街头歇息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圣彼得堡，列宁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该书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

　　后世读史者，如果不克制现代思想之影响而进入历史现场，难以接近并理解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但是，读史人比之历史中人，稍显幸运之处则是，在足够长的时间线索里，有条件将当事人彼时彼刻信息碎片拼集成型，并以历史演变的结果而重新审视曾经事实的价值。如此而为，当然挑战智力与情怀。只是，非此，又何以从历史现场而寻得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前述情势种种，已无疑问。真问题是，这样一个弱小的政党，何以生存并壮大？1921年的历史现场里，有答案吗？

　　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公理战胜强权”的逻辑下，却失去山东，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这是一个后来被反复研究并传播的历史时刻，历史在此转折——只是这一时刻在后置叙事里太过强大，那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参战以及参战过程如何？同样的历史现场，却被遗忘。那么，与五四运动、“加拉罕宣言”这两种一时浪潮性事件对应，潮头下的中国北洋政治“海底”结构又是怎样呢？失去观察，那个历史现场将是破碎的现场。

　　1916年6月6日，按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所言：袁世凯这匹参加障碍赛马会的夺标马，在试图跳越帝制这道高栅栏时，意外而“及时地”死去了。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出任总理。初期，段祺瑞并无意完全倾向日本，段积极寻找靠近美国，与芝加哥银行进行500万美元借款的秘密谈判，但美国对华政策服从于当时的“一战”压力，无意资助中国，美国之途于段而言，已经不通。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届，寺内正毅出任总理大臣，寺内对华政策一改其前任所秉“威压”、“排挤”，极力鼓吹中日两国的“亲善”与“提携”。

　　日本对华政策之变，须从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的角度观察。来新夏等所著《北洋军阀史》分析：寺内内阁执政时期，日本的经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等原因而呈现极旺盛的景象，国内工商业发展迅速，对外贸易也连年出现巨额顺差……资本大量过剩，必然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至1917年2月，日本56种主要商品中已有30多种日见腾贵。基于稳定国内局势和维护大财阀利益的考虑，日本政府必须寻找和开辟广阔的海外投资市场。资源丰富，国力羸弱，地理位置又邻近的中国，自然成了最适宜之投资地。——史称日本的“菊分根”政策，即为此种背景。

　　中国中央政府，自清末以来，全系举债维系。以这一时期为例，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北洋政府的收入约7000万元，连应付外债2400万元在内必需的支出共约1亿元，不敷3000万元。欧洲正在打仗，美国亦无意资助中国，此际，日本资本的出路，自然是段祺瑞的机会。由此，段祺瑞被日本套牢，一味亲日。以西原龟三牵线中日双方而达成的贷款，即所谓“西原借款”即达1.45亿日元。

　　尚在袁世凯谋划恢复帝制时期，日本即与英、法、俄、意达成谅解，四国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太平洋及东亚权利，日本负责促成中国参战。之后，日本与四国达成密约，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利益，即后来巴黎和会时，日本方面所出具第一份关键证据。日本的贷款，前提条件，自然是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一战”，段祺瑞当然有意加入，一则参战，庚子赔款的德、奥部分可自然取消；再则，其他各国赔款亦可缓付，这对窘迫的中央财政，不无裨益。何况参战还有日本的大量贷款。

　　日本促中国参战的阴谋，当时并未揭晓。因而，段祺瑞之所想，这当系正常的外交事务。只是，中国格局，所有外交全系内政。是否参战，成为当时所有政争的核心线索。

　　以1913年孙中山的“二战革命”为肇始，尤其是在袁世凯恢复帝制，南方举兵反抗，当时中国事实上分为南北两个政府。如何统一，当时有三种思路：武力统一、和平统一以及联省自治最终统一。段祺瑞持武力统一之道。与如何统一中国相对应，对段内阁更重要的问题是参战——其间逻辑是：若参战，即有日本贷款，有贷款则可有钱用兵，“统一中国”。当时只有段祺瑞与梁启超参战态度坚决，其他政治人物尤其是南方政治人物当然反对。看上去似乎反对参战颇有声势，但客观分析，中国参战程序走到国会投票的最后关口，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假使北洋军阀不用过激手段，参战案当然可以平安通过，因为国会里面持反对态度的，本只有极‘左’翼的丙辰俱乐部一派，研究系自然赞成，政学系派和益友社派也是赞成的。”段祺瑞不放心，想一举拿下，效仿当年袁世凯选举总统的惯伎，用甚为流氓的威胁手段。“众议院开会时，忽有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共约3000人，由陆军部人员指挥，包围众议院驱辱议员多人，并声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才解散。众议院因此愤激，停止会议。”段祺瑞弄巧成拙，不能收拾。

　　由参战引发的一系列事端，这一轮结果是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随后辫帅张勋率兵入京复辟，之后段祺瑞“保卫共和”粉碎复辟再获权柄……段祺瑞“接受教训”再造国会，以自己的安福系人马把持，参战案终获通过。但是，中国南北战争也因此箭在弦上。

　　那段历史之混乱，权势人物更迭之频繁，不静心深究，难知究竟。中国由清末而来的结构性矛盾，至此，冲突最剧。简言之，没有统一的中国，且不说进入现代化轨道，国家图存亦为困难；而一统中国，又须强有力的集权中央；但是，中央财政已经枯竭，只是维系运转也须举借外债，而借外债，又可能带来国家倾覆与灭亡。如此往复，遂成死结。

　　在此结构性的矛盾之下，再来观察段祺瑞的“一战”参战案的政治操作，又是进入死循环。共和制度1912年开始运行，其制度的基本内核，即为分权与制衡。总统府、国务院与国会彼此的制权，当然是现代国家的良性政治制度，只是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中国现实，与这套制度之间的磨合，甚生乱相。“一战”参战案，便是这种结构性矛盾最具标本意义的案例。它具体的表现是，力争集权中央并一统中国的当权者如段祺瑞与制衡方无休止的政争。冲突之下，当国者所用手段日趋“传统中国”方式，现代政治制度已经被中国方式改写。段祺瑞为对抗制衡，保证自己政令畅通而再造的安福系国会——因为有日本贷款作财力支持，每个议员每月领安福系津贴300元(相当当时大学教授的每月薪资)，重要选举投票时则另外津贴，比如选徐世昌为总统，每张赞成票5000元；选曹锟为副总统，每张赞成票3000元……共和制度运行至此，制衡与反制衡，结构性冲突已臻极端，结果政治极度糜烂。

　　这当然是更真实的历史现场，只是它常常被后世研究者轻轻放下而不置一词。如此极端格局，其现实表象则为：官民分裂、朝野分裂，权力集团内部更是分裂——政府的控制能力极度低下。在这种背景之下，其社会大势又是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联为一体，全球性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中国流行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外部约束，接近于无。

　　以战止争，民国逻辑

　　此种结构性冲突，若取政治运作一层观察，何以解决？

　　1920年5月，一个极有意思的时间，俄共特使魏金斯基来到上海，毛泽东也来到上海……历史的结果已经明确，最终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此刻正在酝酿建立之中。而此刻，南北之战已转化为北洋军阀内部的直皖战争，由政争而战争，这一历史现场所包含的历史逻辑，失去观察，无法理解中国历史后来的演进。

　　南北中国，如段祺瑞取武力一统的策略，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观察，湖南与四川两省是南北之争的枢纽。北军据此可攻击南军，而南军据此可为屏障。在毛泽东两次进京之间，他个人在湖南最为重要的活动，则是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按毛泽东的自述，当时他只是在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而他所主编的《湘江评论》却被张敬尧蛮横封禁。在1919年底的驱张运动中，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记录：“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毛泽东率领的是赴京请愿团。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湖南的地理因素，以及毛泽东的这次经历，对此后中国共产党发展之影响，不可小觑。

　　张敬尧被驱，事出何端？简言，段祺瑞的北军攻击南军，以吴佩孚最为骁勇，段祺瑞忌惮吴系曹锟人马(所谓直系)，于是派出张敬尧督湘(张属段所控制的皖系)，以图牵制。只是张敬尧督湘，作恶多端，一时之间，“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虽有战功，却未有实权，驻扎湖南衡阳的吴佩孚通电宣称，应改武力统一为和平统一，“罢战主和”。军人干政，古今严禁，只是吴佩孚的此次通电，还属于“政策”选择层面，即仍在当权者的政争范畴。随后的发展出乎意料，直系皖系各陈兵数十万，于北京南部准备决战。这就是史称的“直皖战争”。

　　中国政治格局由此战争而根本逆转。吴佩孚的通电指责段祺瑞亲日卖国，“认贼作父……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这是吴佩孚利用现代传媒工具，并鼓动社会情绪的极有效的一种政治动员手段。整个战争动员过程，情势极有利于吴佩孚。但是，站在历史的此刻去观察曾经的彼时，政争最终由战争而定胜负的“民国逻辑”，亦由此而诞生。这当然令人扼腕。

　　历史学家陈志让先生梳理北洋军阀史，“军阀”一词，随直皖之战，而开始成为媒体描述此战以及后来各次战争之定语。这词精准。两年后，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的吴佩孚与奉系的张作霖，也迅速借用这一有力量的概括，彼此都指责对方是“军阀”。如果说，此前的南北战争，尚含有统一中国的正当意义与价值；那么，至此直皖战争，已纯属军阀混战了。先前的结构性矛盾，政治解决之途，已至末路，最终方案，唯剩战争。“以战止(政)争”，政治即军事，无武装无政治，民国进入新的结构关系之中。

　　衡阳的吴佩孚班师北上，张敬尧“目送而去”，随之湘军进攻张敬尧军队，张被武力驱逐出湖南。而仅仅5天时间的直皖战争，段祺瑞兵败如山倒，民国政坛再无此人位置。

　　1920年的直皖战争，那个历史现场，重构了中国政治格局。陈志让所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记录了一个有趣故事：1925年冯玉祥在天台山休息的时候，汪精卫和吴稚晖去看他，谈起打倒帝国主义。冯玉祥不懂，他问：“人家欺凌吾国，我们反抗它，这是应该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打倒皇帝呢？”——陈志让感叹：“这已经是五四运动6年以后的事。那6年之中，学生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把执政的军—绅政权的领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他们已经从自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反帝的民族主义。”

　　外部环境既有巴黎和会之耻辱，也有“加拉罕宣言”之鼓荡；内部政治则因是否参加“一战”而形成毫无意义，因政争而战争的混战——此例一开，直皖战争之后，直奉战争登场，一次不够还打两次。海面是浪潮，海底亦澎湃。如此复杂的历史现场，最终演化出的结果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自直皖战争爆发，迅速成为压倒性的中国共识与思潮。

　　细部现场

　　1921年的历史现场，各种内外部压迫性环境齐集，共和的制度设计与中国的不适应性，已经以极端而尖锐的方式逐一呈现，决定后来中国如何一统的各种要素，均已渐次展开。

　　也许进入政治运作的细部，我们会对那个历史现场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军人干政已经恶劣，那么，制衡内阁的国会如何运转？这个细部的观察，不妨以梁启超为例证。

　　1912年，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受袁世凯之邀，回国进入袁政府内阁。当时梁自己希望出任财政总长，未果；后来进入“第一流人才内阁”任司法总长。从戊戌变法算起，书生梁启超议政14年，终获实际行政的机会。他自是观察民国政治运作的好样本。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反对，并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真正名动天下，成为名实相符的舆论领袖。而且，蔡锷起兵云南，甚得助于梁氏的幕后支持。

　　袁世凯称帝而亡，梁启超得以回归政府，并获得他真正想要的权力位置，出任政府财政总长。这一时期，进入我们前面讨论的段祺瑞弄权时期。

　　段祺瑞政府当时的核心矛盾，仍一如袁世凯时期，是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矛盾。段祺瑞最后妥协，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随后又因“一战”参战案而与国会闹翻；张勋复辟被段祺瑞粉碎，段祺瑞重获权柄，这个时候，还要不要恢复与段祺瑞作梗的旧国会？自是关键。段祺瑞自然不乐意复活旧国会，只是他尚未有此倡议，梁启超与他的“研究系”即已窥破其欲，率先提出新国会主张：“中华民国既经一度之复辟推倒，即成已死蜕化过去之中国民国；现在复生之中华民国，乃段祺瑞手造之中华民国，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是旧国会断无恢复之理。况旧国会不良，由于国会组织法不善，倘不先组织一种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未有不蹈旧国会覆辙者。”比较当时各种意见，梁启超还真不失“意见领袖”风范，说得铿锵有力。但是，政治中人，谁不精明，虽然未必能有梁启超能言善辩，但看通梁氏算计者自然大有人在。平定张勋复辟后的新内阁，梁启超“研究系”三人入阁——梁任财政总长，汤化龙任内务总长，林长民任司法总长。有此基础，如果国会重造，梁氏之“研究系”——梁启超公开表示：“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北洋军阀史》解释：实现所谓“政党政治”，亦即意味操纵国会，左右政局。

　　民国初创，有宋教仁精心营造国民党所控制的国会——即所谓“旧国会”，在尝试操纵政局过程中，一直与内阁形成制衡。此际，梁启超也想仿效先贤，达到控制国会进而左右政局之目的。政治中人，有此理想，自是当然，无可指责。只是，私利动机之外，梁氏此举将国会生存之基础一举瓦解。历史学家李剑农先生一言道破：“(梁启超)研究系勾通军阀以威胁本身所托命的机关，借以制服敌党，尤为越出政治常轨的举动。”所以，我们观察北洋时期政治之腐败，不可单单只注意军人干政，文人败德，在制度中瓦解制度，为害更甚。

　　既然新国会重张，各方势力力争上游多获位置，自是必然。《北洋军阀史》描述当时代理总统冯国璋，“拿出40万元私款，交给研究系用作竞选经费”。但是，段祺瑞及其属僚，如何可能让梁氏控制国会？他们的手段直接明确，明码实价：给钱！——安福系由此诞生。此次国会选举结果，参众议员共选出472名，安福系擒获330席，成为唯一能够左右国会的多数党；研究系只获取20席，绝对惨败。此次国会选举，是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力倡而成，结局如此，也算报应。——“威胁本身所托命的机关”，机关既受胁，梁氏出局亦必然。选举结束，梁启超提交辞呈，获准。历史学家郭廷以评论：“梁有政治抱负，五年来两度入阁，一见卖于袁世凯，再失欢于段祺瑞，国民党恶之尤深，梁于政治虽仍不忘情，已不能有所作为。”

　　1920年，5天时间，直皖战争结束。清算之下，由安福系把持的新国会，当然作鸟兽散。两年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宣言希望“好人”过问政治，实现一个“好政府”。极有意思的是，8天后，梁启超等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这个国会当年的瓦解，正是梁氏鼓吹所致。政治对人之塑造，此为极端一例。共和制度中甚为关键的一环——国会，内外压力之下，从内部被瓦解了，其生存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丧失。

　　1911年，辛亥革命，清室灭亡。10年时间，共和制度于传统结构性矛盾解决，未见缓和，反而迅速演化出“以战止(政)争”的民国逻辑；其政治运作，即以细部观察，合法性基础业已瓦解。真实的中国内部历史现场，竟如此不堪。

　　谁将可能一统中国，并领导未来中国图存、自强并复兴？

　　后来

　　1921年7月23日，来自全国的13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些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将会如何拯救这个国家？

　　陈独秀因为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经费，无法离开而没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但他仍被选为党的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因为对国民党一味退让，1927年中共在武汉举行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没能进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传》称：“至此，陈独秀事实上被撤销党的总书记之职，他的中共政治领袖的生涯也正式宣告结束。”

　　李大钊同样未能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927年被捕，就义。

　　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们而言，后人尝试复原的历史现场，就是他们当年生活的现实。问题只是，他们能否通过现场洞悉规律。这段历史，在后世读史者看来，或许我们未必认真探究过湖南作为曾经南北之战的枢纽价值，以及驱逐张敬尧的经历对毛泽东的真实影响。这一经历，相信毛泽东对北洋时期中国的认识，其深度将远远超过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与北大教授李大钊。也就在陈独秀中共政治领袖生涯宣告结束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论断，随后简化成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正是军事即政治的“民国逻辑”？

　　距中共“一大”召开24年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有了携手共建新的中国的可能性。在美国的深度介入下，国共两党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进行了和平谈判，细研这一谈判及其破裂，历史学家邓野在其《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里论述：“和平谈判，从本质上讲，这是双方武力的对比所产生的政治现象，也就是说，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派生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于制止武力、取消武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派生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派生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这种倒置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实际活动中，必然构成一个解不开、走不出的怪圈。”民国中人，其实逃不出民国逻辑的制约。蒋介石最后的选择，仍然是“以战止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由此完成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并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复兴。■

　　(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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