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4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罗亦农（左二）同国内赴苏的刘仁静，张国焘

　　1919年7月，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图为1920年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的合影

　　1921年春，张申府和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左起：张申府、陶尚钊、周恩来、张家俊、刘清扬（女）、赵光宸、李锡智（女）。

　　通常，由陈独秀等在中共第一次大会前结成的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而且直接组织并领导了全国的建党工作。

　　党史专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根据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认为1920年5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小组的雏形。在这个研究会的基础上，在魏金斯基支持下，7～8月间诞生了有比较完整党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称“共产党”或“社会党”。这也是很多党史资料的普遍说法。

　　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研究院副馆长任武雄的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可能并不存在”。他的依据是，上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说法，主要是根据早期党组织成员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但其他成员，如沈雁冰、施存统、李达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加以否认，或者从未提及。如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存疑，那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是如何成立的？

　　按照陈望道的说法：“1920年春，上海复旦大学邀我来教书，当时上海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共产主义小组。我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研究会出版。”“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

　　但石川祯浩考证后发现，陈望道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记忆是不准确的。因为，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者是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即《新青年》杂志的发行者“新青年社”。他认为，“陈望道把‘社会主义研究社’误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如此而已”。

　　“社会主义研究社”，是由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沈玄庐、王仲甫和施存统7个人在1920年5月组织起来的。这7个人中，除了王仲甫外，其他6个人都是许多回忆录屡屡提到的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跃人物。

　　按照石川祯浩的考证：1920年5月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陈独秀以上海的《新青年》同人为核心，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而这种活动转化为有‘组织’性质的活动，则始于‘社会共产党’的成立。”而这个“社会共产党”的成立应该在6月份。

　　施存统回忆说，在他赴日前的1920年6月，曾举行过两次会议，目的是为了准备成立共产党(施存统认为，“上海小组”自始便称“共产党”)，在戴季陶退出后的第二次会议上，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施存统五人起草了党纲。其后，他因为赴日留学于6月20日离开了上海。俞秀松的回忆也印证了这段历史：“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

　　据此，石川祯浩认为：1920年6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只是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步组织。

　　1920年中旬，李大钊和张申府接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最初成员以外，又陆续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李达、周佛海、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他们都是陈独秀的朋友，也是这个时期《新青年》、《星期评论》、《觉悟》等期刊的编辑撰稿团队。他们一边反复研究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一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或工人运动。他们活动的据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也就是法租界陈独秀的寓所。

　　石川祯浩认为，魏金斯基重视组织建设，试图以“革命局”为核心集结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而陈独秀等中国成员则试图以《新青年》杂志同人为主吸纳人才。这就使他们对建党工作同一个过程，形成了两种不同观感。

　　《新青年》的转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阶段，是在《新青年》暂时停刊期间(192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从9月的八卷一号重新刊行后的《新青年》，便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1915年9月，经过近一年的苦苦思考和精心准备，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名为《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青年》由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介绍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上海群益书社承担印刷、发行任务，每月出一本，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

　　至1926年7月25日终刊，《新青年》的历时10年10个月零10天，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从第一卷至第三卷，由陈独秀“主撰”，作者主要是皖籍学人。第四、五、六卷，由同人轮流编辑，作者主要是北大教员和学生。七、八、九卷是过渡阶段。第七卷重新由陈独秀主编，到第八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要控制，逐步从同人刊物向党刊过渡。1923年6月后的《新青年》(季刊)，则成为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内的年轻理论家。

　　陈独秀在1920年2月回到上海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事务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编辑部就设在陈独秀的寓所。

　　《新青年》的转向，一方面源于陈独秀思想的变化。1920年前后，他正由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狂奔。而另一方面，他与原出版、发行方“群益书局”的决裂，作者队伍与资金都有了新的来源。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七卷六号为“劳动节”纪念号。篇幅由原来的每期130～200页猛增至400多页。陈独秀认为，这一期的读者阶层是下层无产者，不应该加价。但是群益书局认为，这一期不仅页数多，又有锌板，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陈独秀脾气本来不好，于是和群益书局彻底闹翻。

　　双方的介绍人汪孟邹居中调停，也无法挽回。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道：“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陈独秀)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拉拢了。’”

　　几天后，陈独秀给胡适写信商量《新青年》的未来，最后写道：“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自此陈独秀酝酿自办发行，于是成立了“新青年社”(石川祯浩认为即“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杂志的发行方，而资金上则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在与群益书局分手后，经过4个月的停刊，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八卷一号出刊。陈独秀没有援引七卷一号的先例，发表一篇表明同人共同理想的《本志宣言》，而是发表了一篇《谈政治》。

　　在这篇文章里，他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谈政治》对此前的《新青年》的办刊方针提出了巨大挑战。《新青年》杂志的出发点本来是不谈政治的——“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石川祯浩认为：“考虑到《新青年》的这样一段历史，《谈政治》就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同时也预示着《新青年》的内在性质将发生变化。”

　　《谈政治》文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承认了“列宁的劳动专政”，并主张通过“阶级战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旧政治。这篇文章也明确地表明，对陈独秀来说，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1月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陈独秀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的选择，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其他道路。

　　从《新青年》第八卷开始，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等先后加入编辑部成为编辑骨干。原先胡适、周作人等北京同人的地位与作用大大削弱，逐渐被一批新作者所取代。从第八卷一号起，杂志的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有力的手紧紧相握。

　　沈雁冰后来回忆，这一设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据石川祯浩的考证，这个图案出自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同时，杂志开辟了“俄罗斯研究”栏目，多数翻译自美国的《苏维埃俄罗斯》周报、《国民》杂志，成为中国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窗口。由于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懂俄语的人才几乎没有，所以只好从英语杂志转译。

　　刊物与组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了宣传马列思想与完善组织建设两个方向上。

　　在数量庞大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中国最早全部翻译的经典是《共产党宣言》。尽管，早在清末就有人介绍过它的部分内容，但直到1920年5月，陈望道才将《共产党宣言》全部完整译出。他也是在在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因为学生施存统《非孝》文章的牵连，“我也被加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随即离开一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回家乡义乌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

　　戴季陶留学日本时曾买到一本《共产党宣言》，打算译成中文。《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知道后，就向戴季陶推荐了陈望道。陈望道在家乡闭门翻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才完工，最后由上海发起组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出版，由“革命局”创办的又新印刷所完成印刷。这个版本为竖排平装本，用5号铅字排印，报纸印造，全书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竖版直排。第一次印刷共印了1000册，但是封面出现了错误，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于是，1920年9月改正版面后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封面马克思肖像由红色改印为蓝色。

　　汉译本《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为创建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

　　这一年的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主编由回国不久的李达担任。

　　沈雁冰回忆说：“《共产党》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秘密发行的党刊，它与《新青年》的分工是，它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写稿人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共产党》创刊号上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们用种种化名：“江春”、“胡炎”是李达，“P生”即沈雁冰，“汉”是李汉俊，“CT”则是施存统。

　　这份中共的第一本党刊大量翻译了马列经典著作与文献。沈雁冰这样回忆翻译列宁《国家与革命》时的情景：“我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是从英译的《国家与革命》转译的。我只译了第一章，便感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读过多少的我，当时要翻译并译好《国家与革命》，是很困难的。于是也就知难而退，没有继续翻译下去。”

　　尽管翻译存在巨大困难，但其意义却对中国早期党员至关重大。沈雁冰后来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

　　从陈独秀的寓所向北，步行5分钟到现在的淮海路伊势丹商厦，它的西侧有一套修缮整洁的老式弄堂。这里就是原来的渔阳里6号，戴季陶曾在这里居住。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俞秀松在这里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外国语学社”在这里开办，成为党组织的人才基地，为输送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这里成为团中央机关。

　　如今这栋二上二下老式石库门房屋已经成为纪念馆，还依稀保留着当年模样。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的该学社的招生广告称，学社设有英、俄、日三个班，还准备开设法语班和德语班；学费各班每月两元。学校由杨明斋负责，他和库兹涅佐娃、王元龄教授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许多学生都是通过陈独秀等人介绍来的。

　　1920年冬至1921年春，外国语学社培养出来的二三十名团员，在杨明斋的安排下，分期分批赴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曹靖华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1920年11月，上海发起组协助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当日，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重要人物也和陈独秀、杨明斋一起出席。陈独秀呼吁不允许资本家干预工人团体，而孙中山则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讲解了他自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

　　1920年秋天，重新夺回广州的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到广州，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时，上海的建党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正在寻求进一步扩大影响的陈独秀，对有“进步”、“开明”之誉的陈炯明抱有很强的期待。

　　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到广州赴任前，曾写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征求意见，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表示赞同。他们认为，陈独秀去广州赴任，可以在广东传播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想，还可以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于是陈独秀暂时离开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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