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精神财富
《瞭望》文章：专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边彦军
党的精神财富
是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是不是“适合人民的利益”，既是共产党的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最高要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的90年，又可以分为28年和62年。所谓28年，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多少艰难险阻，克服多少困难和曲折，推翻三座大山，创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所谓62年，就是新中国成立62年，也是经过多少艰难险阻，克服多少困难和曲折，经过反复比较和摸索，领导人民迈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坦途。”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边彦军强调道。
此时，回顾党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党的七大时，毛泽东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表述党的奋斗史，这是他们这一代人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他们几十年革命生涯中表现出的并且大力倡导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也就是，由他们树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至今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和楷模。”边彦军认为，因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和信任度，很大程度上是以其所代表的道德形象和道义力量为基础的，这至今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引以自豪的精神财富之一。
人民群众是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
在1945年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概括为“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还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边彦军分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探索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道理伦理。1943年，毛泽东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上作了大量批注，其中对人性、善恶问题明确表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而在伦理道理观念中，其主体性和评价标准则是一切价值体系最首要的、核心的、根本的原则所在，也是各种价值体系的最后分界。
边彦军认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表述，正是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谁是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什么样的利益和需要作为参照来确定价值标准。
正是依据这个标尺，毛泽东坚持人民大众的主体价值观，从价值和评价、主观和客观的高度，明确回答而完整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简明通俗，却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为人民服务”，就是以人民大众为价值主体，以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为客观的价值标准；就是以人民大众为评价主体，以符合他们的意愿为主观评价的依据。
“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党的事业的性质，代表了党的价值观的最高原则，同时又有机地汲取了中国传统人伦的优秀精华，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浴血奋战，不屈不挠，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边彦军认为，从思想渊源上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凝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它的科学理论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种达到了人性美与科学历史观相统一的革命价值观。几十年来，这一价值观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和高尚的人类情操影响了亿万人民，成为改变世界面貌的精神源泉。
这一价值观的价值取向还在于，它所包含的全部信念，所体现的理想、归宿与出发点，都要求自觉地无条件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因此，毛泽东的价值观，又是一个立场问题。毛泽东曾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是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是不是“适合人民的利益”，既是共产党的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最高要求。因此，毛泽东认为对价值道德的最终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归根结底要靠在群众的实际反映来检验。1943年8月8日，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定论，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
“读读毛泽东几十年前说的这段话，对于今天的各级党政干部，仍然值得深思。”边彦军说。
难在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
回顾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改变经历，边彦军告诉本刊记者，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深入思考和探求人生观中诸如“理想”、“信仰”、“真理”和人的“价值”等等问题，他涉猎了大量古书典籍。他曾回忆，那时候很崇尚儒家的“大同世界”，也赞同墨家的“兼爱相利”，还欣赏道家的“返璞归真”。他还认为，只有学得真理，才能立得真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然而，毛泽东早年的这些良好愿望很快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击碎，他重新思考自己曾经的“希圣希贤”观念，逐步被民众的力量所代替。1917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明确回答：“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彻底抛弃了“君子救小人”的观念，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把革命者的人生观同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联系起来，从此也彻底改变了他的理想信念。
“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改变经历，同样可为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的借鉴和榜样。在人的一生中到底追求什么样的境界？一辈子做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思考的问题。”边彦军认为，新中国已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有30多年，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公民已经从过去的“单位人”逐步转化为“社会人”，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党的历史方位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党的纲领、性质、宗旨没有实质变化。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此时，重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对党的作风的论述，有助于确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更有助于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边彦军举例说，《毛泽东选集》中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三篇优秀散文，颂扬了三个典型：一个来自外国的医生白求恩，一个八路军战士张思德，一个古代的传说人物愚公，经毛泽东的创作阐发，无疑在他们身上赋予了人类的美好品德。这三篇文章，《纪念白求恩》最早发表于抗大的一份刊物上；《为人民服务》最早是记者报道的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后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将毛泽东的话摘录成文的；至于《愚公移山》，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多次讲这个故事，最后在闭幕时再次完整地讲述这个故事并进一步阐发，鼓励全党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
“其实，不止这三篇，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整理发表了毛泽东著作上千篇、上千万字，均收入《毛泽东文集》八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文稿》十三卷等著作中，其中至少有两篇可以与‘老三篇’媲美。”边彦军说，这就是1937年1月30日《给徐特立的信》和1940年1月15日《吴玉章寿辰祝词》。在《给徐特立的信》中，颂扬徐特立老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在《吴玉章寿辰祝词》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不偷、不装、不吹
“毛泽东著作中像这样的记述太多了”，边彦军说，其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讲话，这就是“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的最后一段，叫做《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值得重温。“这一篇66年前的讲话，今天读来仍掷地有声，令人深思。”
毛泽东说：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事情，人家写的整本小册子，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这个问题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个事情不好，这是不诚实。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不允许装。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至于这一份家务，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吗？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总之，要“实报实销”。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扫除官僚主义。
“偷、装、吹，实质是党的作风问题，有的干部‘偷文’沾沾自喜，有的干部装腔作势摆‘官架子’，有的干部吹嘘拍马，不做实事，‘偷’、‘装’、‘吹’丑态百出，危害不小，需要切实引起警惕。”边彦军认为，在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党的作风好坏直接关系着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关系着党的执政根基，“当前，仍需强调‘讲真话’，像毛泽东所说的：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谦虚的态度，不要骄傲，不要急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