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瞭望》文章：专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会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作决策时，是完全站在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考虑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通过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在他去世后，与邓小平相知甚深的薄一波则评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还会在贫穷和混乱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给人民看得见的利益，这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面临的重大考验，之所以会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在作决策时，是完全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考虑制定的。”龙平平说，邓小平要求全党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数个重大历史关头的重大决策，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并将之作为决策的唯一依据。”龙平平这样说。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
让全体人民都富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社会主义要不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认识是受错误理论支配的。”龙平平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贫困。
“文革”期间在普通群众中生活多年的邓小平，对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贫穷、文化生活的单调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严重违背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有着切身的感受，对人民群众渴望富裕、追求文明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提醒人们说“我们太穷了，老实说对不起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受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由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提出，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们执政的根基。邓小平的这些理念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
20世纪70年代末，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曾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改革开放的过程。谈及此，龙平平说，的确如此，改革开放过每一关都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比如，农村改革、物价改革，每一关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
“邓小平在改革中遵循的就是能否让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能否发展生产力”，龙平平用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为例介绍说，农村改革就是由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而发轫的。农村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看得见的实惠，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热情，迅速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农村改革获得成功后，邓小平因势利导，将改革引入城市，他的基本思路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改革开放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全国，梯次向纵深发展，产生了神奇的创造力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利益多元的经济社会。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度面对严峻形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低潮，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国内继1988年夏季起被迫进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相对放慢了经济发展速度，之后不久又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困难面前，邓小平多次发表重要谈话，对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继续发挥指导作用。如他十分关心上海的发展，提议和支持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决定。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剧烈变化时，他以丰富的经验提醒中央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特别是1992年，他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针对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思想观点，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构想，推动改革开放进入了又一个大发展的新阶段。
龙平平分析，从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在谈到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时，总是最后落实到“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全民所得”、“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上。
比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共同富裕正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比如，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不争论”到“三个有利于”，反映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坚持“三个有利于”，就是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则处于核心地位。
比如，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如何发展经济，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这个问题，邓小平打破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了过去对市场经济的禁忌，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为人民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
比如，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邓小平提出，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使全体人民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1979年，他首次提出小康目标时，就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这对以往只讲经济指标，不讲人民生活的传统做法是重大突破。1983年，他阐述了小康水平六大标准，讲的全部都是人民利益，归结起来就是要使全体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始终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集中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具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龙平平评价说。
恢复高考是为民决策的典范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人的建设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人的素质如何、怎样提高人的素质，都是邓小平关心的重点。”谈及此，龙平平说，邓小平明确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他选择了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作为观察的切入口。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龙平平分析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正因如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在恢复工作后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
1977年，在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邓小平复出工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这个方案被提前实施了。
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这是一个真正的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5天全部是即兴的自由发言。
会上，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在决策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亲自过问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诸如：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条件；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等等。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龙平平评价说，一方面，政审条件的改变，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重大决策，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高素质人才。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直接受惠于这一决策的1977、1978两届大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中坚。
“1977年恢复高考，既有破，也有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荆棘丛生的时代背景下，恢复高考，事关社会走向，事关十年积压的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运，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其敏感、复杂。”龙平平说，在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中，邓小平正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千方百计排忧解难，果断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解放思想要坚持人民的立场
在邓小平看来，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文革后的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龙平平认为，这个决定性环节就是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此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严重阻碍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顺应民意，从批评“两个凡是”，到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东北之行，邓小平奔走呼号近两年。
龙平平认为，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不失时机地发动全党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从端正思想路线，批评“两个凡是”到倡导思想解放，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再到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可谓运筹帷幄、大气磅礴。
“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龙平平分析，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为邓小平坚持始终。
正因如此，他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走渐进式的改革之路，先易后难，先从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再向城市进一步拓展；先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经验，再向政治体制改革一步步深化。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让人民群众得到较多实惠，又避免大的折腾和损失，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人民所赞成和拥护的。
“由此可见，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人民的立场，从无产阶级党性出发的，唯有如此，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实现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龙平平评价说，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正是中国共产党全部执政理念的基础；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获得看得见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享社会劳动成果，是实现党的执政理念的两个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