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30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中国学员队队长常长阔（音译）在雷鸟空军基地学习驾驶战斗机，学成后他返回中国参加抗战

戴安澜

同古街头化缘的和尚

同古火车站现场。1942年远征军200师与日军在这里发生过激战

　　到达缅甸的第二天——6月28日一大早，我们便启程赶往同古。同古几乎在仰光的正北方，用当地人习惯的英里计算，大约有175英里(280公里)。“同古”在中国军迷里享有的热度，与当地人对这段历史的淡漠形成巨大反差。

　　主笔◎李菁

　　壮志出征

　　我们租的车从市里出发不久，就拐到了仰光－曼德勒的高速公路上，同古恰好就在这条路上。陪同我们去的当地华人苏伟然说，这条路去年才开通，是缅甸目前最好的一条公路，很多司机都兴奋地开得特别快，每隔几天就会有一起事故。这大概也是路旁竖起的标志显示限速为100公里/小时，而我们的司机一直很谨慎地让指针固定在“80”那条线的原因。

　　在缅甸体验到的高速公路与在国内还是不一样，路况和中国比还是有一定差距。道路也是开放式的——不过从我们走的一路上看，道路两旁尽是农田，很少有人、车的踪迹，也的确不需要封闭。道路的繁忙程度也远不及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的汽车在炎炎烈日下孤独地跑着。大约4小时后，终于到达同古。

　　按照缅语发音，当地华人习惯称同古为“东吁”。同古虽然是一座小城，它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大概也是它早在13世纪就被一小土邦选为都城的原因。16世纪上半叶，东吁王朝在此兴起，建立了统一的缅甸王国。如今同古的城市中心还保留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古城和一道护城河。

　　1942年的3月8日，当戴安澜率领的第5军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进入同古后，他们马上利用旧城墙当成防御工事，修筑坑道封闭式的堡垒。因为离铁路线很近，四处都是锯好的铁路枕木，所以200师的工事完全用枕木做掩盖。因为白天有日军飞机来轰炸，挖战壕、做掩体只能在夜间进行，经过10天的准备，已经完成非常坚固的工事。

　　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应英方关于速派第5军入缅的紧急请求，为中国军队下达了动员令，亲自指定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从昆明开往保山，准备出国作战。3月1日，蒋介石从昆明飞抵腊戍，布置第5军入缅后的部署和作战指导要领。当夜又通过英军的通讯系统电召戴安澜前往汇报。

　　蒋介石对戴安澜格外看重，3月3日一天之内又三次召见戴安澜，面授作战机宜。

　　从3月2日起，第200师开始由保山驻地陆续向缅甸开进。据当时的《大公报》记载：“军运全用卡车，每车载25～30人，马则4匹，日常需车甚多。车队蜿蜒行进，长达数里，烟尘相接，蔚为壮观。”

　　第200师的前身，是1936年国民党军队初建机械化部队时的一个战车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战车营扩充为装甲团，杜聿明任团长；1938年春，在湖南湘潭扩编为第200师，编成有两个战车团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杜聿明任第200师首任师长，并有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1939年1月，又以第200师为基干，扩编为第5军。杜聿明升任军长，戴安澜则成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的师长。

　　“从‘长城会战’、‘华北会战’，一直到‘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父亲都参与了，他的职位也从团长、旅长到师长，可以说，都是他一个个打下来的。”戴安澜的幼子戴澄东说。

　　3月份的缅甸正是旱季，天晴日烈，田野干涸，大小河流都可徒步涉水而过，所以一路上并无障碍。3月8日，第200师到达同古。按预定计划，他们接替英缅军第1师的防务，掩护他们撤退，并防守同古。孤军深入1000多公里来到同古的第200师，将要面对的是从缅甸南部长驱直入、兵力是200师两倍的日军第55师团。当时仰光已经失守，同古的存亡直接关系到能否制止日军继续北上。而戴安澜在到达同古那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赴同古，与英军第1师师长斯科特(Scott)会晤，询以敌情，则不明了，询以敌战法，则亦不知，苦恼之至，今后非由我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

　　奋勇阻击

　　缅甸交通的主干道——仰(光)曼(德勒)铁路穿城而过，我们住的小宾馆恰好就在铁路东边，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火车“呜呜”地边呼啸着边从护城河边驶过。以铁路为界，将同古分为新旧两个城。

　　仰光失陷后，联合军手里掌握的兵力，包括第17印度师、第1缅甸师、第7装甲旅以及增援而来的中国第5军、第6军。但是除了中国部队外，英军方面的战斗力已大大下降，而且支援这些部队的飞机也不过150架。

　　当时缅甸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与中美三方协商后，对中英在缅甸的部队做如下部署：以仰曼铁路为界，由铁路以东至泰国边境，为中国远征军防御地区；总数约4万人的英军防守铁路以西。中英两国军队，分三路布防迎敌，最后计划在彬文那(平满纳)至曼德勒地区，与日军会战，围歼敌人。

　　占领仰光之后，胃口大开的日本人已不满足这个胜果，军部发令让第15军继续北上追击，为了加强力量，又调第18和第56两个师团增援。1942年3月10日，被胜利激励的第55师团不等增援部队来到，就向同古及卑谬一线开始追击英军，进逼同古。3月16日，敌机开始轰炸同古。

　　3月18日，英缅第1师最后一个旅撤到卑谬。当天下午，日军先头部队推进到皮尤河以南12公里处，但直到此时，日军仍不知中国军队已经接替英军防务。200师先头部队在皮尤河给日本人打了一个伏击战，杜聿明从缴获的文件中分析，当面之敌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师团。

　　此时的缅甸战场，多了一位特殊人物——美国人史迪威。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1942年1月4日发电报给在美国的宋子文，请罗斯福总统指定一位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以便着手组建参谋部。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经过认真筛选，选中了西点军校毕业的史迪威。没想到，一流的中国通史迪威后来与蒋介石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史迪威看来，中国人军事上的弱点在于想依赖持久战而取胜。“中国喜欢将局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的传统，导致了最为严重的军事错误。”史迪威在淞沪抗战前线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侧翼部队不去援助遭受袭击的友军。但是他对中国士兵的战斗素质很有信心，认为他们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只要有好的将领，他们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

　　当戴安澜带兵孤身进入同古时，杜聿明与史迪威满心期待着“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计划：由200师在同古顶住第55师团，英军在卑谬顶住日军33师团，另调远征军第5军两个师、第6军一个师、66军两个师共5个师，在中英坦克的支援下，围攻日第55师团，予以歼灭，再进击第33师团。蒋介石也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杜聿明再次赴同古前线，指导第200师加强防御，掩护全军集中主力展开会战；史迪威则在后方与英方交涉，提供运输条件，高度集中部队。

　　日军在皮尤河遭到伏击之后，马上增加兵力反扑。3月20日，他们出动1000多人发起进攻，这是双方第一次正式交锋，这场战斗中，日军从马鞍中搜出了标有曼德勒以南中国军队部署的地图，才确认中国军队已进入到同古一带。

　　夭折的会战

　　想在同古寻找200师的踪迹，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过程。今天的同古对这段历史的“冷”，与“戴安澜”、“第200师”在中国的“热”形成鲜明对比。当地华侨告诉我们，同古火车站还是当年那座老火车站，火车站的钢架梁上，还留着当年激战的弹孔痕迹。这或许是这里唯一能看到的些许痕迹处。

　　可是当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却发现这点小小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同古火车站很小，也很破旧，一些身穿深绿色制服的军人把守在车站门口，戒备森严。原来几天前，同古火车站里发现了炸药，所幸没有爆炸。大家都相信火车站的炸药肯定是克钦族放的——在我们到达缅甸的一周前，缅甸克钦族叛军与政府军在北部一带交了火。所以火车站成了重点防卫处，连常年在这里摆摊的小贩都被清走，只有出示车票的人才能进入。“军人看你们这样的外国人肯定不会放你们进的，那些复杂的历史他们又不懂，也说服不了他们让你们进去。”一位华人叹了口气说。

　　我们还是不甘心，在火车站搜寻，看是否还有机会。摄影记者发现了车站外有一座铁桥，走上桥站台内的场景一览无余，虽然拍不到弹孔，能拍一拍车站也算是弥补缺憾吧。没想到，下桥的时候，军人拦住了我们。在他的要求下，摄影记者只能一张一张地把刚拍到的照片全部删除。好在他早有应对之策——晚上他在同古仅有的一家网吧找到了恢复软件。

　　作为先头部队杀入同古的戴安澜部队，后来成了一支孤军。当3月18日他们在皮尤河沿线与敌人交手时，新22师尚在曼德勒地区待命，因为运输困难，他们要到3月22日才能过曼德勒南下；第96师还在滇西待运。第5军前后分离六七百公里，而第66军还在畹町以东的路上走着。如此，设想完美的“会战”根本无法实施。戴安澜意识到，第200师只有孤军在同古与日军决战。这天深夜，戴安澜写好遗嘱，遣人交给其在昆明的夫人王荷馨，信里写道：“……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200师从师长到班长，每一级都在郑重宣布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以防指挥中断，其决心可见一斑。

　　英国人的表现也令中国人失望。仰光失陷后，英国在缅甸的军政机构撤退到曼德勒东北面的眉苗，这里是缅甸的避暑胜地。缅南溃败后，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和英装甲第7旅的残余部队只剩下不到1.5万人。英军司令部却有1名陆军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名参谋来指挥这支已遭严重削弱的部队。

　　史迪威也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眉苗，并很快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参谋班子。负责与英军联络的美军梅里尔少校(Frank Merrill)向史迪威抱怨：“没有计划，没有侦察，没有安全保障，没有情报，没有俘虏。”

　　各自利益不一样，矛盾也开始产生。蒋介石担心自己的王牌嫡系部队被歼，所以当史迪威请蒋介石批准其他部队立即入缅时，蒋介石指示，只有在同古的第200师陷入危急时，第22师方可为支援调遣，不允许第96师前出到曼德勒以远地区，并指示史迪威要严格采取守势行动，除情况危急不得支援亚历山大。不过蒋介石也采纳了史迪威的意见，同意第66军的第38师前进到眉苗。

　　在缅甸战场上共同对付日军的中、英、美三方，始终没有解决好指挥权问题。

　　1942年2月25日，蒋介石下令，入缅作战的第5军、第6军，由第5军军长杜聿明统一指挥，而杜聿明则由时任英缅军总司令赫顿指挥。

　　3月3日，蒋介石到腊戍参加高级军事会议时，与从美国取道印度前往中国就任的史迪威见面。第二天，蒋介石告诉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叮嘱杜聿明，对史迪威要绝对服从。杜聿明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回答：“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回重庆后，不太放心的蒋介石又给杜聿明写了封亲笔信，再次重申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领导的重要性。

　　3月11日，刚接替赫顿出任英缅军总司令的亚历山大下令，中国第5军、第6军统归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但是亚历山大与史迪威之间，谁享有更高一级的指挥权，却含混不清。

　　3月12日，中国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当时的设想是还可能出第二路军远征泰越，甚至派出第三路军渡海去参加南洋各岛战争，所以第一次的远征军便加上了“第一路”的头衔。卫立煌出任第一路司令长官，因为卫立煌未到任，由副司令杜聿明代理指挥。但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与“参谋长史迪威”相互之间的地位，蒋介石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缅甸战场的指挥权问题，甚至引起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注，他们都希望本国将领能获得对战役的最高指挥权。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在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部军队应有最高的指挥权。”罗斯福则认为，“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

　　3月24日，亚历山大飞赴重庆见蒋介石时，蒋介石表示，将在缅甸的全部中国军队仍置于史迪威的指挥下，而亚历山大则全面指挥这些军队。史迪威对此表示同意。于是3月28日，亚历山大在眉苗指挥部告诉中国入缅军参谋团团长林蔚：“已在渝决定，以本人为在缅作战之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指挥。”但奇怪的是，中方参谋团和各部队之间却始终没有正式接到这一命令——英国人和美国人最后都意识到，实际掌握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还是蒋介石。虽是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两人所发命令，但全部必须经过蒋介石同意方能实行。纷乱的指挥权之争，也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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