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人的习惯，提到某个地方时他们会说它在“上缅甸”还是“下缅甸”，分界线就是位于中部位置的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第二大城市，是上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地理位置的重要，使得日军在进攻缅甸之初就把夺取曼德勒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当中国远征军全力以赴准备与日军在曼德勒进行一番厮杀之即，东线腊戍的失守却令他们失去了整个战局。

　　主笔◎李菁

　　调整

　　“下缅甸”基本上是坦途一片。缅甸人少，沿途两旁鲜见行人和车辆，偶尔路过小村庄时会看见有农夫赶着牛在水田里慢悠悠地劳动。一路向北的疾驶中，远远的地平线那端，突然冒出来一些现代化的高楼，颇有规模。陪同我们的华人苏伟然说，那边就是缅甸的新首都内比都。这个叫“内比都”的新都城，其实就是中国和日本战史反复提及的平满纳(Pyinmana，也有译为彬文那、彬马那等)。平满纳大体位置在仰光和曼德勒中间，处于锡唐河谷的狭长地带，战略地位重要。缅甸政府大概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做出迁都的重大决定。

　　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指挥部，也将对日军发动第二次会战的地点，放在了这里。

　　当200师在同古成功突围转移后，远征军指挥部便提出第5军主力在平满纳附近准备会战的第二次会战计划。3月31日下午，杜聿明在瓢背军部下达作战命令，决定先用一部分力量利用斯瓦河两岸及以北之森林狭长地带牵扯敌人，以主力在平满纳占领阵地，对抗来犯的日军第55师团。在作战命令里，杜聿明制定的战略目标是：“依火力摧毁敌人，转取攻势，将敌包围而歼之。”——远征军指挥层显然对这次会战寄予很高期望。

　　这个方案也得到了亲赴缅甸视察军情的蒋介石的同意。4月7日，蒋介石在眉苗召开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会议，再一次要求集中主力在平满纳与日军决战。为此，他还决定增调第66军的两个师——新编28师和新编38师入缅，位置在曼德勒至腊戍之间，为机动部队。如果说先头部队第200师是因为立脚未稳便遭遇强敌不得不撤退的话，现在的中国远征军则希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以主动姿态迎击日军。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对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层做了重新调整——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接替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与史迪威之前因同古之战意见不和，已产生激烈冲突，蒋介石大概也想通过此举回避两人矛盾。可是从后来的结果看，他的一番苦心收效甚微。

　　但是随着战事进展，史迪威与在缅甸一线的中国将领们冲突甚多。比如，史迪威发现，中国的指挥官不像西方那样，是体制化军队的一员，他们的“忠诚”是针对领袖个人，而不是在一个指挥等级中对上级服从。结果师级将领甚至团级上校都可以直接接受蒋介石而不是其上级命令。战争理念也迥然有别——在同古，亚历山大不解地问杜聿明，他前一天还看到的那些经过伪装并且很好地在炮位上的野战炮哪里去了？杜聿明回答：已把它们撤到安全地带了。亚历山大很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让那些炮参加战斗？杜聿明回答：“第5军是中国最好的部队，因为它是唯一有野战炮的部队，所以我不能冒险使用这些炮。如果失去了这些炮，第5军就不再是最好的了。”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不愿意大胆进攻，他们受蒋介石影响，认为对日防御要3比1，进攻则要5比1。高级将领中，似乎只有孙立人不相信这一点。

　　也正因为此点，史迪威对一直在背后遥控指挥的“大老板”蒋介石也越来越不满。

　　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不明白守住曼德勒的唯一办法便是在同古揍日本人”。在史迪威看来，如果不是蒋介石一直阻止新22师，那么，在日本人第一次包围同古的时候，就可以切断包围。

　　史迪威对于蒋介石能力及人品的不屑与蔑视，或许是对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最具伤害的元素。在日本人攻占仁安羌、斯利姆下令炸毁油田的那一天，史迪威接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信，命令他给每4个士兵发一个西瓜。在史迪威看来，“联军最黑暗的时候”，蒋介石却下了这样一个指令，这使他对蒋介石的蔑视无以复加。

　　4月1日，史迪威到重庆见蒋介石，以辞职相要挟，要求蒋介石“单独拨出一支军队专归我指挥”。不过，深谙中国情况的史迪威也在日记里承认，“要让他们把一两个军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很信任的洋鬼子，那还是太勉为其难了”。因为同古之战的冲突，史迪威还向蒋介石告了廖耀湘的状，认为他的新22师不听从作战命令，失去3次反攻机会；他也当然没有放过指责杜聿明的机会。

　　罗卓英上任后，蒋介石向史迪威表示，让罗卓英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表示满意。学者徐康明认为，这样的设置，“在中国远征军本来已经重重叠叠的指挥系统中又增加了一个层次，不但没有改进，反而进一步降低了”。不光如此，中国军队内部，司令官罗卓英与副司令杜聿明和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团团长林蔚之间，也经常意见不和，第66军军长张轸后来就抱怨，不知道该听谁的意见。

　　此时的蒋介石还想维护与史迪威的关系。4月5日，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罗卓英一起到了缅甸。蒋介石先向亚历山大保证，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有绝对支配权；然后召集中国指挥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说，他们必须无条件听从史迪威指挥。这一天，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微笑着手挽手合影以供报纸发表。

　　蒋介石还答应发给史迪威一枚用篆体字刻着他正式头衔的大图章，以确认他的权力。只有盖这样的图章文件才能有效力，否则，史迪威的命令只能算建议。一周后，史迪威果然收到图章，但印章的铭文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赴缅远征军总司令”，也没有附上表明他有奖惩权的信件。新38师的指挥官在战后说，不管蒋介石在眉苗是怎么表态的，印章中的“参谋长”表明史迪威仍是“顾问”，而非指挥官。

　　其实史迪威与英国人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同古撤退后，眉苗的指挥所里气氛更加恶劣。史迪威的美国参谋官尽管没有参战，但对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表现都嗤之以鼻；而英军则公开讥笑“史迪威的中国战”，认为目前一切糟糕现状的起源都在于美国由于大意而失去了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

　　放弃

　　曼德勒市中心有一座看起来很有气势的王宫，深红色的城墙，有点像北京故宫的格局，只不过规模小一些。虽然当地华人告诉我们，这个“故宫”其实完全是新的，旧王宫早在“二战”期间被毁，只剩下外围的大框架，战后在此基础上恢复重建了这座王宫。但是我们还是想进到里面看一看。没想到，这里也成了缅甸政府重点防范之地。我们顶着烈日好不容易过了护城河走到城墙入口，几个军人又拦住了我们，指指身后的牌子，我们才看见“外国人禁入”的字眼，然后示意我们要过桥、撤到护城河的外面。

　　眼前这条安静美丽的护城河，见证了1942年4月3日日军轰炸曼德勒后的惨烈景象——当天有400多人被炸死，很多尸体被炸飞后落在了这条河里，大部分公务人员和居民都已逃离，没人管的尸体散发恶臭。城里，火车站和医院被炸毁，街道大片被烧，甚至到4月8日，蒋介石来曼德勒视察时，大火还在某个地方继续燃烧。看到这幅混乱不堪的景象，当时蒋介石在给丘吉尔的信里难以掩饰他的失望甚至愤慨：“在我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哪里像缅甸战区这样令人可悲地毫无准备、混乱和糟糕。”

　　这一天的空袭，只是日军攻占曼德勒行动的开始。曼德勒很早就是日军觊觎的目标。早在1942年3月7日，日军攻陷仰光的前一天，被一路势如破竹的胜利所鼓舞，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就下令进攻曼德勒，并要求在5月底完成作战任务。

　　在眉苗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将曼德勒的防卫交给了第66军的新38师，他任命师长孙立人为曼德勒卫戍司令。眉苗会议后，蒋介石在孙立人的陪同下，还视察了曼德勒的防务部署。蒋介石语重心长地告诉孙立人，曼德勒在缅甸战场的战略地位，如同南京在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一样。孙立人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曼德勒地图，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于是新38师主力在4月7日乘火车开赴曼德勒。

　　当时在曼德勒附近集结的中国远征军，至少有6个师以上。东侧靠近泰缅边境另有远征军3个师，西线有亚历山大统率的英印军第17师、缅甸军第1师和英国第7装甲旅，在卑谬一带。面对这三面列阵防御的联军，想直攻中线的曼德勒，日军方面也知道，无论从兵力还是从战略上来讲，都是不可能的。日第15军司令长官饭田祥二郎于是决定兵分两路，占领军事要地。于是第33师团一路向西进攻仁安羌和勃生飞机场；第55师团沿中间一线向北进攻同古飞机场。

　　顺利完成第一步战略目标后，日军第15军团又为占领曼德勒制定了更详细的计划：一、第56师团的机械化兵团，从同古正北挥进，朝中央战线及东部国境之间的腊戍向北，攻入中国远征军第5军与第6军之间，切断联军；二、第55及第18两师团向中央战线北进；三、第33师团进攻西北方的仁安羌油田；四、最后这三路向曼德勒包围联军主力，预备加以歼灭。

　　另一方面，中国远征军的“平满纳作战计划”也开始启动。廖耀湘率领新22师率先在斯瓦河与日军展开作战，他们的任务是不断消耗敌军，掩护主力准备会战。新22师将日军主力逐步吸引到第5军主力在平满纳的设伏区，第5军已按照之前的部署准备完毕。

　　4月11日，罗卓英正式就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接掌部队指挥权。杜聿明专任平满纳会战总指挥。此时，第5军只待一声令下就转入反攻，准备打个胜仗，扭转局势。

　　可就在这时，东西两线的作战情况却急剧恶化起来。

　　英缅军在4月1日放弃卑谬后，主力后撤到阿蓝庙一带。因为中国军队主力都集中于中路，所以中方请英缅军固守阿蓝庙，以掩护中国远征军的右翼。而日军执行左路作战的，正是占领了仰光的第33师团。4月7日，日军占领了阿蓝庙，早已丧失斗志的英缅军则一路后退，几日后又惊惶失措地在仁安羌被围。被解救后的英军有如惊弓之鸟，不断后撤，使中路平满纳地区的中国远征军右翼完全暴露给日军。

　　中国远征军的左翼，也就是东线，按原计划，由第6军暂编第55师主力集结于黑河附近，防止敌军沿毛奇公路进攻东枝。可是自第200师撤离同古后，4月初，东线只有暂编第55师当做公路警备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配置于茂奇、包拉克、垒固、东枝、黑河等地，高度分散，防线极端薄弱。

　　而这一路，遭遇的是以行军神速著称的日军第56师团。他们4月9日占领毛奇之后，得知中国军队在东线防卫薄弱，以主力组成快速纵队。暂编第55师本来就战斗力很弱，如此一来，被冲击得七零八散。4月18日，远征军司令部已联络不到暂编第55师。如此一来，在中路平满纳准备会战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不仅左、右两翼都处于没有掩护，还有被敌人截断后路、包围歼灭的危险。

　　当时，参谋团团长林蔚提出两种意见：一、继续平满纳会战，努力击破敌军一路，以解危局；二、彻底脱出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东北，再增调兵力，重新部署作战。因为电话不到，林蔚星夜派代表到飘背通知罗卓英。史迪威与罗卓英思考再三，原则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种方案。可是在具体战术上，他们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东北的方案，而是决定将防线放在平满纳稍北一点的梅提拉一线，继续准备曼德勒会战。据杜聿明回忆，这个方案遭到了他的反对。他认为，这个计划的结果，是将第5军、第66军分布于长达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东枝、眉苗，“我不同意这样分散兵力，被敌人各个击破”。相持不下，又时间紧迫，最终杜聿明还是服从了罗卓英。

　　4月18凌晨，罗卓英正式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至此，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准备的平满纳会战夭折，中国远征军又失去了扭转战局的又一重要战机。而是否该放弃平满纳会战，也是当年远征军失败后争论不已的一个核心问题。

　　溃败

　　日军占领仁安羌、平满纳和罗衣考之后，继续其势头向北推进，在缅北一带包围中英联军以歼灭之。中国防线开始频频告急，最致命的，则是东线的崩溃。

　　日军负责右翼进攻的，是渡边带领的日本第56师团，它们拥有日本陆军仅有的3个机械化师团之一。他们3月24日在仰光登陆后，3月28日加入同古作战，准备利用自身的快速战力，从中央突破中国军的两个军，一鼓作气占领曼德勒与中国云南之间的交通要地腊戍，切断中国军退路。

　　值得一提的是，远征军指挥部似乎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左翼遭遇到了这样强的对手。宋希濂在《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一文中说：“当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有一个错误判断。他们认为沿着滇缅公路东进的日军，只是敌人为了实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个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所以远征军对东线的布防，也掉以轻心。负责这一线防守的是第6军，他们不仅部署分散，而且军主力3个师都成为守备部队，机动性受到严重限制。同古之战后，无论是杜聿明、林蔚还是史迪威、罗卓英，在布置平满纳会战时，都没有意识到同古失守后，至毛奇的公路已经门户洞开。而本来就是一支杂牌部队的暂编第55师又被分散防守，更削弱了作战能力。

　　4月19日，暂编第55师各部分散投入战斗，被日军第56师团各个击破。师长陈勉吾逃往山区，愤怒的史迪威要求处决陈勉吾或者将他送交军事法庭。4月20日，罗衣考于当天失守，第6军军长甘丽初见难以扭转危局，率军部和直属部队北撤到河邦。

　　攻下罗衣考后，日军第56师团就地稍事整顿，先搜索联队在当天下午以每小时六七十公里的速度北进，次日上午到达河邦。已无斗志的第6军立即溃败，军长甘丽初感到后援不到，兵力空虚，竟于4月23日弃守雷列姆，仓促向东北方向撤退，一直退过萨尔温江。

　　中线作战的第5军也越来越被动。4月21日，第200师奉命向东枝进发，进击从罗衣考北进的日军。经一番激战，4月24日晚上收复了东枝。据杜聿明回忆，当时他的想法是尽快带兵推进雷列姆，以断绝正在进攻腊戍的敌人后路。而林蔚来电，也叮嘱他：“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杜聿明正在部署时，又接到罗卓英命令，让他带领军部回师西南，向曼德勒方向集结。

　　原来此时的罗卓英和史迪威又准备实施“曼德勒会战”计划。本来苦战，虽收复了东枝，可因为日军已经绕过东枝，向雷列姆北进，第200师于是又在4月26日放弃前一天刚刚收复的东枝——此时的远征军指挥者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东线作战的是危险的日军第56师团。

　　由于第5军主力西调，罗卓英又拒绝了参谋团关于派第66军新28师和军直属部队到雷列姆方向掩护腊戍的建议，致使日军第56师团放心大胆地从中线单独深入。他们占领了雷列姆后，集中各联队的卡车400多辆，利用缴获的700多桶汽油，以10辆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分两路北进，对腊戍形成夹击之势。

　　远征军指挥部曾千方百计想堵住缺口，重新集结，按原计划重新部署已混乱的军队，但是溃败已势不可挡。没有几支中国部队是在他们应该在的阵地上，而且因为没有卡车，也无法将士兵运到这些阵地上。火车抛锚了，指挥官联系不上了，军纪已经完全涣散。

　　逃亡

　　曼德勒以南40公里，有个小城皎克西(Kyaukse)。1942年4月25日，罗卓英、杜聿明与史迪威、亚历山大在这里举行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这一次，中、英、美三方终于难得地达成一致意见——全部撤退。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被日军包围前迅速撤退。在东线，已经不完整的甘丽初第6军、驻东枝的第5军第200师，以及刚刚沿滇缅公路进入缅甸的两个师，可以退到中国境内。亚历山大和史迪威则负责将中线一带的英缅军、中国孙立人的新38师、廖耀湘的新22师以及余韶的第96师，通过曼德勒撤出，然后到达伊洛瓦底江西岸。之后英军可以撤到印度，中国军队则通过密支那北上。

　　日军第56师团长渡边正夫为了攻占腊戍，在4月29日天皇裕仁生日这一天向天皇“献礼”，他下令停止军需品运输，集中全部车辆运送作战部队，全力向腊戍突进。他们以一天120公里的速度，向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后方基地腊戍长途奔袭。

　　4月27日，当56师团已接近腊戍时，罗卓英仍然下达了曼德勒作战计划。第二天，占领西保的日军沿铁路向曼德勒前进；这样，不仅腊戍非常危急，曼德勒也面临危险。4月28日，不得不决定弃守曼德勒。

　　腊戍是缅甸东北部的一交通要冲和货物集散地，抗战期间是滇缅公路与缅甸铁路衔接的枢纽，又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总后勤基地。4月29日，日军第56师团到达腊戍，仅经数小时攻击，腊戍完全陷落。腊戍的迅速陷落，让仍在曼德勒一带集结的部队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日军也在其战史里评论：“尤其对于一向在战争以前必先安排退路的中国远征军”，其东边退路要站腊戍被日军夺取，实在是一个严重打击。

　　从曼德勒往北去的路上，挤满了卡车、弹药车以及塞得满满的难民和士兵。大撤退的人群就这样在尘土、热浪和恐惧中行进着。日军飞机不时盘旋空中，用机枪朝公路扫射。

　　滇缅公路被截断，右线已经溃败；有一支日军攻下了曼德勒西边的望濑(Monywa)，这里离现在的指挥所瑞波(Shwebo)只有60英里，已经危及英军撤到印度的路线。现在英军必须赶在日军第33师团之前到达钦敦江上的加里瓦(Kalewa)渡口。

　　伊洛瓦底江从曼德勒的西边流过，江上横跨着一座有16跨的铁路公路大桥——阿瓦(Ava)桥。它是中、英军队从曼德勒向西撤的必经之处，因为只有这座桥能承担坦克、辎重及大量部队过江。英国人早在1942年2月就装好了炸药，留作不时之需。听到日军攻占腊戍消息之后，斯利姆下令炸毁大桥。当天晚上，最后一批散落的难民和英军通过大桥后，桥被炸毁。“一声巨响，这座桥在4月30日23时50分被炸掉，桥的中段完完整整地落入河中——既是一幅可悲的情景，也是一个信号，我们丢掉了缅甸。”斯利姆后来回忆。

　　正面攻击曼德勒的，是日军第55师团及增援的第18师团，第55师团经过厮杀，已有所疲惫，但是第18师团在攻占新加坡后，休整了两个月才踏入战场，战斗力旺盛。但其师长牟田口起初对中国军队还心存忌惮——日军后来在其战史里说，他们深知蒋介石早下决心，要在缅甸战场痛击日军，为此将中国远征军交给素称英勇的罗卓英。此番中国人肯定不会白白将曼德勒拱手相让，但是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们的对手却已经放弃了曼德勒。局势发展之顺利，大大出乎日本人的预料。5月1日，第55师团就轻易地攻进了曼德勒。

　　西路进攻的日军第33师团，因为仁安羌之役还受到了15军团军司令官的奖励，他们马不停蹄，继续北上，占领了孟拱，如此一来，中国军队向印度的退路被切断。5月10日，日军突破英军后卫，突入加里瓦河谷，英军的重武器来不及运走，被弃置于江边，士兵仅带着随身轻武器逃跑。英军在撤退途中已溃不成军，队伍稀稀拉拉地前后拖了近150公里长。

　　分歧

　　1942年4月30日上午9点，东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6军军长甘丽初接到罗卓英下达的撤退命令。此时，腊戍已被占领，向北的退路被日军截断，原计划回中国境内的目标已不行，甘丽初决定向泰国、缅甸、老挝边境的景东(Kengtung)方向转移。

　　这一路遭到了日军第18师团的追击。5月12日，他们追到了萨尔温江西岸塔科，第6军退到了萨尔温江东岸。在这里，第6军虽屡次打退与日军签订协同作战协议的泰国军队的进攻，但已三面受敌，而且景东一带地形平坦，无险可守。甘丽初直接向蒋介石和参谋总长何应钦申述意见，获准“放弃景东，退入滇南，以巩固国境”。第6军后来从景东撤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后，全军仅存6000余人。回国后不久，甘丽初被免去军长职务，暂编第55师的番号也被取消。

　　撤退令下达时，中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中路。因为仰光－曼德勒铁路沿线是缅甸战场的重心，准备打平满纳战役的第5军由此陷入被动。根据命令，5月1日，中国远征军各部全部撤到伊洛瓦底江以西、以北地区。

　　大撤退开始时，已是一片混乱。史迪威与罗卓英率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人员由瑞保乘火车转移到甘巴罗，按原计划，他们利用火车由密曼铁路向八莫撤退。据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记述，“5月1日史迪威醒来后发现，总司令罗卓英将军已经逃往密支那机场去了”，称“他(罗卓英)拿着枪征用了一辆有17节车厢的机车，在走了25英里之后，这辆未编入行车计划的列车跟另一辆车撞到了一起，结果铁路中断了两天”。他们开始徒走前进。5月5日，他们从曼西开始徒步向西的印度方向转移，与第5军和第66军的大部分完全分离。

　　此时的杜聿明正带领第5军的第200师、第96师及第6军的新38师近3万人撤退。据他回忆，起初他们徒步轮流掩护史迪威与罗卓英撤退，“始悉史、罗于3日前，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杜聿明派参谋长罗又伦追赶未果。

　　5月7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指令，要第5军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可就在数万中国大军开始向密支那退却时，敌人第56师团的坦克部队在空中配合下，再次赶在中国军队之前，一举拿下了防守空虚的密支那。5月8日，行进途中的杜聿明收听到了日军广播，得知密支已被日军攻占。其实当时占领密支那的日军不到1万人，中国远征军的兵力此时还远远优于敌方。如果当时杜聿明决心死拼，突出重围、把部队带回国内也并非没有可能。可是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杜聿明英雄气短下不了决心。

　　此时罗卓英来电，令全部向英普哈尔东(英帕尔)150公里之温藻撤退。实际上这是撤退到印度的线路。是继续听蒋介石之命回中国，还是遵从罗卓英令撤印度，杜聿明徘徊不定。后来在回忆中说，他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议后，决心按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5月9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在英多召集新22师师长廖耀湘、第96师师长余韶、新38师师长孙立人开会研究突围部署。杜聿明决心放弃从密支那正面突破，选择了从孟拱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会议后，立即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撤退。这些部队后来所遭遇的惨烈故事，几十年中被不断提及。第5军的第22师和96师艰难北撤，但由于蒋介石命令多变，他们不断改变行走方向。他们后来靠着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空投粮食才得以存活。第22师的幸存者在7月和8月经由利多到达印度，而第96师残部在忍受了超乎想象的困苦后翻山越岭，经过赫茨堡回到中国。

　　在一个短暂的晴天，一架执行任务的美军侦察机偶然在丛林上空发现了烟火。那是一群中国士兵正在熏马蜂。于是天黑前一队美军运输机飞到这里，投下了许多降落伞。这些物品中不仅有食物和药品，还有雨衣、帐篷和一架电台。受尽磨难的士兵们绝处逢生。这天晚上这支失踪已久的孤旅终于同外界恢复了联系。据说就在接到空投食品的那一天，就有几个士兵因为一口气吃得太多，撑死了。

　　唯一不同意杜聿明方案的，是新38师师长孙立人。5月10日，新38师主力到达英多，对八莫、密支那方向的日军布防。击退了日军几次进攻后，5月13日，面对增援而来的敌人，孙立人认为掩护第5军北撤的任务已经完成，如今新38师孤军落后，粮弹补充断绝，眼看雨季就要来临，北撤回国路途遥远，孙立人于是毅然决定带领新38师撤往印度。

　　新38师摆脱日军追兵后，进入缅印边境的山林地区。为了避免官兵在茫茫林海中失散，孙立人下令用绑腿和背包带前后拉成一条线。为了辨别方向，他又派士兵爬到最高的大树上，根据太阳的升落测定方向，直到后来找到几个当地人做向导，才顺利走出密林。6月8日，新38师全师退到印度英帕尔，在中国远征军各部中，新38师是唯一保持完整建制撤退的一个师。

　　悲途

　　当罗卓英下令撤退时，戴安澜的第200师也在东线，已处于孤军深入敌后，所以罗卓英起初令第200师归第6军军长甘丽初指挥，向东转移。如果东渡萨尔温江退到景东，只需要通过一条河流和一条公路，路途近，敌军少。

　　但是戴安澜却没有选择向东去，他想率队北上追赶第5军主力，然后寻找机会带部队回国。后来有人分析，杜聿明于戴安澜有知遇之恩，戴安澜一直都是杜聿明最倚重的属下，所以戴安澜还想让200师归还第5军的建制，虽然此时的杜聿明也下达指示，让他向东转移。但戴安澜还是决定北上。

　　这是一条非常凶险的路：穿过原始森林，渡过南渡河，越过曼腊公路和铁路，要经过5道封锁。第200师避开交通要线，走小路，穿密林，顺利地通过了公路，沿途又会合了几支打散的队伍。

　　5月18日夜大雨滂沱，行至西保至摩谷公路西南侧森林、正准备越过公路时，他们突遭拥有装甲车的大批日军猛攻。戴安澜亲率599团向敌后迂回，想迅速将敌击溃。当时正值夜暗大雨，处于密林中，前面过去了3个团，戴安澜带着参谋长赶过去，现场一片漆黑，戴安澜喊前面那个团长的名字；日本人听到声响，朝着声音打来，戴安澜中弹受伤。

　　经过两天激战，戴安澜率部突出重围，但代价惨重：他本人胸腹3处中弹，全师伤亡过半。警卫员在突围中跑掉了医药包，而戴安澜的伤势在潮湿闷热的热带雨林中更加恶化。为了不影响行军，戴安澜一直在担架上带伤指挥，行进途中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一天，部下问戴安澜，部队下一步往哪里走？戴安澜让随从拿出地图，指了指瑞丽，示意部队从此回云南。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他当众叫来200师步兵指挥官兼598团团长郑庭笈，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闻者无不潸然泪下。

　　戴安澜的部下在到达瑞丽江畔的茅邦村后停留了两天。“下面人找了点米为父亲熬了点粥，父亲刚喝了一口，看看左右的士兵都没有吃的，又把粥放下，让周围人喝。”1942年5月26日下午，在距离中国云南仅100公里的缅北茅邦村，弥留之际的戴安澜叫来担架旁的随从替他整理了仪容，并扶他坐起，向北——中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38岁的戴安澜永远闭上了双眼。戴安澜去世后，部队按照他预先指定的路线回到了云南。7月，戴安澜“回”到了数月前出征的昆明，许多民众自发站立街头、拭泪致哀。第200师在战斗中伤亡1800人，而在撤退中伤亡3200人，入缅时的9000兵力，回国时仅剩一半。

　　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了编一本有关戴安澜的书要收集材料，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曾专门到北京杜聿明家登门拜访。戴澄东回忆，杜聿明特别谨慎地打量了他好久，只是和他寒暄些家常事，可是对远征军的事提得甚少，也不多谈他跟戴安澜的关系。

　　当时，杜聿明自己也险些丧身于野人山，他带着部队最终于1942年7月25日来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雷多附近，此时距5月10日从缅北的分兵北撤，已经历时两个半月。新22师入缅时有9000人，在各次战斗中伤亡2000人，在撤退途中却伤亡多达4000人，比战斗减员多一倍。在印度，心情最复杂的恐怕就要算杜聿明了。在回重庆述职前，杜聿明把手枪交给廖耀湘师长，叮嘱他好好练兵，反攻缅甸，“报仇雪恨的事就拜托你了”。离开印度前杜聿明更是在几千官兵面前泣不成声，连称：“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死难的弟兄们。野人山里那么多咱们弟兄的遗骨，就托付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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