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编第96师——葡萄福贡路线
1942年5月1日大部队向密支那撤退时,师长余韶少将带领的第96师为第5军前锋,走在最前面。5月8日到达曼德勒以北300公里的英多(Indaw),距离密支那尚有200多公里时,突然无线电传来了日本已经占领密支那的消息。余韶命令部队包括配属军炮兵团和战炮营乘军部汽车赶到前面卡萨(Kantha)组织防御,当听说密支那日军不过只有500~600人时,师长认为杀出一条血路的希望很大。但是无心恋战的杜聿明却要他们到密支那以西200公里的孟关(Maingkwan)警戒,掩护全军向印度阿萨姆邦撤退。这样第5军又一次错过了避免进入野人山的机会。此时距离大部队越来越远的第96师也遇到了缺粮和无路可走的困境,军长同意他们自行选择回国路线。最后他们选择了绕过密支那,经过孙布拉蚌(Sumprabum)、葡萄(Putao),从云南的福贡县回国这条路线。
尽管这条路线没有遇到更多的困难,特别是意外接收了英军仓库的粮食,但是在烧毁车辆辎重时,军长要他们一定要把军炮团的大炮扛回国,仅仅为了抬这些大炮,就累死了1500多人。6月4日,他们到达缅北葡萄,得到盟军飞机救援而休整待命。
拖后的第96师另外一部分3000多人却跟随主力撤退到了大洛(Taro),这里已经距离印度不远,但是杜聿明要他们“去找你们的老师长去!”这样,他们只好舍近求远,经过35天的异常艰难的路程寻找师部。途中在孙布拉蚌遭遇伏击,副师长胡义宾阵亡……直到8月5日,该师才翻越高黎贡山和怒江,抵达云南的福贡。
第96师的撤退路线虽然不是最艰难、伤亡最大的,但却是最扑朔迷离,也最不为国人知晓。他们是最冤枉最悲情的一支部队,他们多次因为军长的一纸命令而误入绝境。
战后美军资料对这支中国部队放着近在咫尺的印度不去而返身在茫茫的林海中寻找师部大为不解。对没有师长带队的这支孤军发生抢劫缅甸老百姓粮食的违纪现象颇有微词,同时也对他们的坚韧善走大加赞扬。
美军记录:“当他们长途跋涉去寻找自己的师部时,他们表现了中国军队最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正如先前他们表现了中国军人恶劣的品质(指抢劫老百姓)一样。”
该师入缅时9863人,伤亡4081人,失踪2182人,归国时3600人。
漆云鹏的回忆
漆云鹏原是第5军第96师第288团中校副团长,入缅作战时,该团经历了“六四二”高地等多次阻击战,他在团长凌则民牺牲后接任团长。撤退时,他带领该团担任全师开路先锋,始终走在最前面。后来为昆明市五华区民革成员,2003年去世。
漆老先生生前个子不高身体健壮,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风纪扣扣得好好的。他在昆明一家钢窗厂当工会主席,讲述时总是简明扼要,如同在地图前给部下布置作战任务。
2003年,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人时,他重病躺卧在满是排泄物的床上,已经不能说话。他坚持要家人为他穿好衣服扶他从床上坐起来。我刚一说出“野人山”三个字,老人居然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起来……出来后,我和中央电视台的编导罗魏相互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以后,我多次去缅甸,发现那里的人常常说到当年中国人曾经到过一个叫做“不大哦”的地方,我努力辨认,终于发现他们说的是“Puta-o”,中国人翻译成“葡萄”(Putao)。
曼德勒大桥炸毁后,我们团是全军的先遣队,全部乘坐汽车,由装甲车开路,浩浩荡荡沿着公路向英多、密支那前进。5月8日,我们到达卡萨,有消息说在八莫和密支那发现敌人的降落伞部队(实际上这里的日军不是降落伞部队)。军部命令我师在孟关进入阵地,寻机攻击密支那,掩护全军突围回国。后来通信员带来的命令却是潜入密支那以西!我们听说军主力已经向印度方面转进,要我们96师走另外一条路,从江心坡回国。我们只好焚烧辎重上山,那时军部重炮团配属我们,军长命令我们不得丢失大炮,这些都是刚刚装备部队的美国新锐大炮,有的未发一弹,为了抬这些大炮,我们死了许多弟兄,最后这些大炮我们还是抛弃了,但是我们在掩埋大炮时做了记号。如果现在要我去寻找,没准还能找到几门?路上我们找到了英军的几个大仓库,他们已经跑光了,我们把尽可能多的食物驮在弄到的每一匹牲口上,有大米、肉、各种罐头,但是却忘记带盐。沿途所有和中国交界的地方都有敌情,最后我们不得不一直北上走到最偏僻的地方,缅甸最北方的葡萄。
我带着一个营在前面开路,到处都是砍伐树木的声音,有时走了半天,才发现方向错了,或者遇到绝壁和泛滥的江河无法通行,只好在后面部队的一片叫骂声中原路返回。尽管非常艰苦,但是我们走在最前面,从来没有遇到大量死人的情况。后来我们终于到了葡萄,那可是挂在地球最边缘的地方。英国人叫做赫兹堡(Fort Hertz),就是“要塞”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得到了盟军的补给,驻防了很长时间。葡萄土司穿着中国清朝官员的服装,对我们很好。后来余韶老师长没有等雨季结束,就催促我们回国。我们一路翻越一座座国界线高高的山脉,听到前面的欢呼声,原来山顶石壁上刻着“民国三十一年八月×日,中国远征军第九十六师经此回国工兵营”。然后我们从土人架设的溜索过怒江,到达了云南省的福贡县……
3.新编第38师——英帕尔路线
1942年5月1日大部队撤退时,命令第6军的新编第38师断后,掩护第5军并跟随他们一同从密支那回国。在后面顽强阻击日军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在得知密支那发现日军,杜聿明拒绝史迪威、罗卓英从印度转进的命令,同时又放弃原来计划准备穿越缅北原始森林时,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最后非常明智地决定跟随英军和史迪威小队,转向西面从印度—缅甸边境重镇霍马林一带向印度撤退。这个决定需要指挥官巨大的个人胆量,因为这是违抗军令有杀头的危险,但是为了保全全师官兵的生命,孙立人在所不辞。
5月中旬,新38师摆脱了追击日军的缠绕,孙立人巧妙地支走了杜聿明派来监督撤退的军官,依然率领全师在曼西附近突然转向西面直奔霍马林,与第5军分道扬镳。他们的主力在缅甸榜宾渡过亲敦江进入印度,于5月27日到达英帕尔附近集结休整。从做出决定到完成撤退,徒步行军时间不过18天,与行走114天的杜聿明部形成了鲜明对比。途中只有少数人员死亡,7000人装备齐全地完成撤退。
杨伯方的回忆
2003年1月,我风尘仆仆地来到缅甸首都仰光以北260公里的同古(Tangoo),找到了为重建远征军纪念碑的杨伯方老人。
老人战争期间是第5军汽车兵团的,在解救仁安羌英军的战斗中,被孙立人留了下来……
我能活着到今天,那要感谢孙立人将军把我带到了印度,否则要是跟着我的老军长杜聿明走野人山,很可能早就没命了。那时我们汽车队奉命到仁安羌为38师运输物资和人员。师长孙立人围着我转了一圈,仔细打量我说,小伙子不错,跟着我们走吧!这样我就没有回第五军。后来孙立人没有服从蒋介石和杜聿明要他回国的命令,而是带着部队跟着史迪威从英帕尔到了印度。我非常佩服孙将军,他为了保护弟兄们而冒着抗命的危险,因为日本人已经把归国的门户腊戍占领了。尽管我们走的路同样非常艰险,最后汽车也扔掉了,路上也死了许多人,但是我们毕竟在5月下旬就顺利走到了印度,并没有吃更多的苦头,没有死更多的人,在雨季来到前就到了英帕尔。38师9000多人,除了战斗中牺牲的,到了印度还有6000~7000人。而军部和22师有2万多人,结果到印度只剩下了2000多人。在英帕尔,英国人要缴我们的械,说我们只能以难民的身份进去。但是孙师长就是不同意,结果英国人还是以最高的礼节接待我们,因为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了7000多名英军,是他们的大恩人!
刘放吾/113团·英帕尔
2004年8月,在腾冲召开的纪念抗战腾冲收复60周年的研讨会上,我结识了台湾的刘伟民先生,他已故的父亲是当时新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就是解救英军的仁安羌战斗中的重要功臣。在撤退中,刘团长带领的第113团走在全军的最后,为了掩护大部分,113团一直和敌人战斗,一度被包围和迷路,到了6月初才来到印度。当时刘放吾写了一份报告:“仁安羌痛歼日寇记——最光荣的一团,最后离出战场!”
摘录的大意如下:
4月17日在仁安羌解救英军,25日转移到了曼德勒大桥附近归还建制,并在那里构筑工事掩护整个中英盟军5月1日的大撤退。7日杜军长命令我部到卡萨江边监视八莫方向的日军。11日开始和敌人接触并被包围,前来协助指挥作战的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也失散了。直到15日都是在卡萨、英多的铁路沿线和敌人周旋,掩护38师向英帕尔撤退。以后离开铁路向山区且战且退,到了27日渡过乌尤河(史迪威撤退的队伍也渡此河),后来连日在这一带与敌周旋,一度陷入绝境。30日官兵每人抱毛竹一根冒险渡过亲敦江。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这里的缅甸边境的重镇霍马林(史迪威部由此撤退),并分兵试图阻截在此越过边境前往印度的刘部,但是我部侥幸逃脱。从这里到印度边境沿途道路上到处都是倒毙的印度难民。6月2日大雨来临,从此没有停息。部队行动非常艰难,所幸再没有和敌人接触。到了6月5日和英军取得联系。8日到达英帕尔,撤退结束。
2011年3月18日,在曼德勒一个杂乱的集市的一幢简陋的房屋里,我见到了一位年近9旬的山东籍老华侨,他就是流散在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张富麟。他是我所见到的生活现状最悲惨的老兵,他去世的老伴是缅甸人,子女不懂中文,也对老人的身份和经历全然没有兴趣。在老人不慎摔断腿的情况下,强行和老人分家。如今他住的房屋一分为二,旁边是分家的子女,他躺在过道一张用椅子改造的低矮的床上。
战争时间他是新编38师师部文书,经历了大撤退,但是老人的回忆断断续续,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回来后整理记录时我才大为惊奇:在张富麟老人的回忆中,他谈到了撤退开始时,他跟随着副师长齐学启将军在最后收容掉队的伤病员。横渡亲敦江时齐将军被俘,然后他又莫名其妙地跟着杜聿明的队伍来到了缅北新平洋,以后居然又鬼使神差地追随96师副师长胡义宾的部队,最后还是从雷多到了印度……
4.史迪威撤退路线——英帕尔
5月1日撤退时,史迪威带领中、美、英、缅、印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114人于6日抛车徒步,5月22日到达印度英帕尔,仅仅走了14天,是所有撤退盟军部队中耗时最少的。史迪威严格按照西点军校的行军操典走路,即每分钟118步,每小时行军50分钟、休息10分钟。许多人恨他骂他,但是他履行了自己出发前给大家的承诺:“所有的人必须无条件跟着我走,我保证所有人能够活着出来,包括妇女!”无一人死亡这在所有撤退盟军部队中绝无仅有。
尽管这支队伍人员很少,但是至少有其中的7人写过日记和回忆录,所以他们的经历非常翔实。
他们在曼西附近烧毁汽车后,为了避开大部队和难民,他们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然后扎竹棚顺着缅北一条亲敦江支流乌有河南下三天三夜。在竹筏上,史迪威闭门思考反省失利的原因并完成了反攻缅甸的雄伟计划。在霍马林他们顺利地渡过了缅甸第一大江亲敦江,然后翻越印缅边境的一座山脉,沿途得到了英军的救援。
5月24日,史迪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以特有的坦率和尖刻说了一句名言:“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们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收复缅甸!”
埃丝特·波的回忆
当缅甸朋友告诉我,希格雷夫医生的一位女护士埃丝特·波(Esther Po)老太太还活着时,我二话不出马上收拾行李去见她,因为她是跟随史迪威一同撤退的一名队员。
在缅甸南坎当年的希格雷夫医院附近的住宅里,我把史迪威家人写给老太太的一封感谢信交给老太太时,她赶忙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阅读。
当我问她,在撤退中,史迪威最喜欢听到姑娘们所唱的《前进!基督战士》一歌时,老太太随即轻轻哼了起来……
老太太的退休金600缅币(约597元人民币)。她说她救护过的中国兵,比他们缅甸人还要多。我们感谢她,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当我们留下一点表达心意的钱时,老人用中国话说“谢谢”。
5月1日大撤退开始,刚刚上任的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乘坐的开往密支那的列车中途撞车,导致铁路线堵塞无法使用。5月4日,史迪威一行车队到达斯威波,那时他们仅仅只有114人,其中有18名美国军官、6名美国士兵,传教士医生西格雷夫和19名缅甸护士、16名中国士兵、英国公谊会救护队7名人员,9名印度、马来亚和缅甸籍的厨师以及勤杂人员、失散的英国军官和英国难民等。他们沿着同铁路线平行的小路朝北走,这条路很少有人走过,路途艰难,但是可以避开源源不断的难民和中国逃亡的士兵。到了英多仍然没有能搞到通往密支那的火车,他们只好离开铁路向曼德勒西北缅甸印度边境的霍马林进发,沿途不断收容一些残兵败将,并很幸运地雇佣了一队中国马帮和60多名缅甸劳工。5月5日,路没有了,弃车徒步,前面还有140英里的路程,一条大河和一座海拔7000英尺的山岭。史迪威站在一辆卡车上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走路到印度。必须严格听从我的命令,不许掉队。我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活着出来,包括妇女……我听说有人想抛弃缅甸女护士,你们还是男人吗?不知羞耻的家伙,她们救过你们的命!3天后到达乌尤河,然后坐竹筏漂了三天三夜,途中得到了英国飞机的空投给养。又徒步到达霍马林,结果他们没有看到预计来接应他们的人,整个队伍非常失望。然后渡过亲敦江,5月14日在翻越纳加山脉时遇到了印度边境上的英国人员的接应。赶在雨季到来前,他们20日到达英帕尔。
5.200师撤退路线
第5军第200师在最前线作战,开始在同古,后来为解救英军也抽调人员到仁安羌,再后来为了堵截直插腊戍的日军又调到了棠吉。这样在战略总撤退时,第200师已经和军部距离很远,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在跨越西(保)摩(谷)公路时,戴安澜将军不幸中弹,到了一个叫茅邦村的地方,戴安澜就牺牲了。这时部队已经打散,化整为零地从滇西回国。
王鉴的回忆
每次采访,我发现他们在讲述惨败回国途中的故事要比入缅作战的多得多,而且更加生动准确,甚至每次老人都会反复唠叨其中几个片段。但是他们对于撤退的具体路线和沿途地名记述得非常模糊。开始,我并不关心他们的逃亡而且一门心思记录战斗。每当我一次次发现他们给我端茶杯的手在剧烈地颤抖,那迷茫的双眼似乎藏有某种无法说出来的秘密时,我的手也开始颤抖。
前面提到的王鉴老人军校毕业后,马上分配到了第5军部队当后勤参谋,后来被指定派往第200师负责粮秣。他反复说他非常幸运,被分配到了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又赶上了出国作战。
在缅甸头一次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我的帽檐儿就被破片削去了一大块!“看来你还不该死!你命大!”杜军长曾嘲讽我说。我在同古一直就和200师在一起,参加了许多战斗。撤退时,尽管我一直跟着200师,但是毕竟不是他们的人,对各种情况也非常不了解,只是跟着他们跑,跟着他们爬……后来戴师长负伤牺牲了,大家还是抬着他撤退,担架散发着腐臭。有时森林中静得可怕,恐惧、兴奋和饥饿都消失了,一切都很模糊,我和队伍走散了。
我提着子弹早就打光的大喇叭手枪在森林里一个人到处乱窜,身上仅仅带着指北针、几包饼干和一些本地货币卢比。部队反复告诫士兵,失散后千万不要冒失地直接回国,要往北走到野人山去,在那里可以找到部队。我不敢进缅甸的人家,偶尔看到单个的缅甸农民,才敢上前指手画脚地询问,用卢比换了一点吃的和一身老百姓的服装。后来我看到泥泞的路上有尸体、脚印和遗弃的财物,说明我走对了。我顺着这条路终于跟上了失散的队伍,实际上他们也是三五成群的乌合之众。有一天有一个士兵说:“王参谋,你怎么还背着一瓶红墨水?”我说,哪里来的红墨水哟?结果那是蚂蟥吸血!我们在队伍的后面,主要就是捡破烂过日子,死人身上最多的就是大家在缅甸弄到的进口手表、金条、卢比,就是没有食物。
我们每人都患有几种疾病,回归热、打摆子、浮肿,痢疾,结果和大部队越拉越远。在队伍后面是最倒霉的,特别是尸体的臭味太大,我们只好每天轮流到前面走,一看到尸体就吹口哨,通知后面的弟兄赶紧用帽子破布捂着嘴,跑步通过尸体……有一次我用手枪打猴子,结果招引来了成千上万只猴子向我们发动攻击,最后把它们死去的伙伴的尸体也抢走了。飞机在上空嗡嗡叫,就是看不见,空投物资挂在很高的树上,还没等你爬上去,就被猴子抢去了。有一次看见一个很大的蟒蛇的头,挂在树上,还写着是某某部队打死吃掉的。我跟了五伙人,前面四伙都死了。过了有猴子的地带就是下坡,到处都是像桌子那么大的芭蕉叶。许多难友用手去挖芭蕉树根,五个指头挖得血淋淋的,结果挖出来的又咬不动。有个伙伴说,我的头有点痛,他睡在我的旁边,结果半夜就死了。我从僵硬的尸体下赶紧抽出军毯就走了。在一个叫做江心坡的地方,听到了土人吹牛角号,他们召集更多的人把我们包围起来,都没有穿衣服,用棕树叶编织起来围着下身。后来他们冲上来被我们打死了几个,我们的人也被他们杀死几个。最后我们只有七个人,对岸就是中国了。大家在烤火,有人说不敢回国见江东父老,说着哭了起来。有一个人问,老兄,你是几期(军校)的?我说是15期的。结果我们唱起了军校的校歌。我记得那天是端午节。歌曲的头一段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以后我也到了江心坡,那是两条最终汇合的河流中间的一块山林。江边的几块鹅卵石至今仍放在我的鱼缸里。
高生厚的回忆
高生厚先生并没有参加入缅作战,但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人。他原来是中国第69兵站医院上校院长,医院驻扎在滇西瓦窑,这里是云南片马、福贡通往缅甸的必经之地。当年从这里败退的96师和200师以及其他部队,特别是大量散兵游勇都被这所医院收容。
20年前我去采访高先生,他已经80多岁了,因为他比一般的远征军老兵的年龄要大一些。老人住在昆明西站一家工厂简陋的职工宿舍二楼的一所房间里,我多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都是坐在一个垫了许多毛巾的大椅子上一动不动。看样子个子很高,一头白发随风飘动。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悲惨的士兵,每一个人都同时患有多种疾病。他们都是从野人山、江心坡、片马等地,渡过怒江后逃回来的。他们有些在缅甸山上断粮待了两个多月了,蓬头垢面、衣裳褴褛如同行尸走肉!头发和胡子连成一片,比叫花子还不如。尽管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吃过粮食了,但是一开始仍然不能给他们放开吃,每顿饭控制着他们吃个半饱,因为他们的胃已经严重萎缩,刚刚过来的许多士兵都是胀死的。由于控制饮食,结果他们每天时刻都想方设法地来寻找食物,一群群人在田地里抓田鼠吃。抓到田鼠马上就活生生地塞到嘴里咽下去,嘴边仅留下一点鼠毛,动作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别人抢去……有些人拉肚子拉得已经没有力气脱裤子了,就把裤裆拉开变成了孩子的“开裆裤”。沿途从福贡到瓦窑,还是有100公里的路程,他们差不多都是像乞丐那样一路要饭走来了。他们要在这里住院很长一段时间,等待差不多恢复得比较正常以后再往后方医院遣送……
6.沿着滇缅公路的撤退路线
(第66军)
沿着滇缅公路撤退的部队非常多,首先是大量还没有来得及进入缅甸作战的部队,然后是军长命令提前回国的部队如军部装甲汽车等辎重,然后是镇守腊戍的第66军的新28师、新29师等,日军逃跑腊戍后,这些部队也沿着滇缅公路溃逃。沿途还有大量的缅甸华侨和滇西老百姓,统统拥挤在滇缅公路上。惠通桥被炸毁后,这些部队和难民一哄而散。日军占领滇缅公路后,没有来得及撤退的人员仍然沿着滇缅公路两边长途跋涉辗转回国,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渡过怒江。
7.第6军撤退路线
第6军镇守缅甸东部的棠吉等地。日军第56师团主力一冲击,杂牌军的第6军很快就溃逃了下来。第5军第200师前往增援,他们重新从日军手里夺回了棠吉,但是也莫名其妙地奉命转移。结果日军长驱直入直捣腊戍,再次击破非精锐部队第66军的防御。腊戍是滇缅公路起点,腊戍的丢失不仅造成了国门洞开,也切断了入缅远征军的退路。
第6军失守后,他们的部队第93师、暂编第55师和暂编第49师残部主要就是沿着国境退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