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风流：老奸军阀阎锡山--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4)_文化

人物风流：老奸军阀阎锡山--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4)

http://www.sina.com.cn 2004/11/24 15:14 炎黄春秋

　　联日反共

　　抗战前夕，由于日军步步紧逼，迫于形势，阎锡山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不得不改变策略，变“防共反共”为“联共抗日”,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合作，希望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与威信，动员群众对日作战，以维持其政权。但形势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的估计。抗战初期，短短几个月，使他的十几万旧军队，丧失了70%，手中仅剩下两三万人；山西半壁河山，陷入敌手，一些未沦陷的地区，政权也已处于瘫痪状态。相反，太原失守前派往各县的牺盟会工作人员，却配合八路军、决死队，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军进行着英勇搏斗。面对这种状况，阎锡山深感要想求得“存在”，依靠旧军、旧政权已经不可能，只有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才有前途。于是，阎一度放手让牺盟会和决死队等进步势力发展。他看到决死队由原来的四个总队(相当于四个团)发展成四个纵队(相当于十二个团)，并成立了政卫队。原来只有几百人的工卫队，也发展成相当于三个团的工人武装纵队。此外，还成立了许多独立的抗日游击支队，各县又组织了人民武装自卫队。通过阎锡山，牺盟会还推荐和委任了不少县长和县武装自卫队长。当牺盟会在掌握政权、建立武装、扩大组织、发动群众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时，阎锡山又生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握。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28日临汾失守。阎锡山经蒲县、大宁、乡宁、吉县，退到陕西宜川县桑柏村，其统治集团陷入混乱之中。这时，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等抗日进步力量，却在敌人后方，在山西广大农村和山区，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政权，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使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阎锡山看到这种局面之后，进一步感到抗战不到一年，崩溃了的是他的军事力量，瓦解了的是他的旧政权，而强大起来的却是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等革命力量。于是，他对抗战动摇了，发出了“不能抬上棺材抗战”的怪论，指示王靖国、赵承绶等人“要和薄一波他们作斗争”。为了扶植其统治支柱——旧军，为日后的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他从陕西回到吉县后，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6月上旬，把他的各军、师主要军官秘密召集到吉县古贤村开会(即“古贤会议”)，专就统驭方法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与配备力量等问题，作了布置。

　　他又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3月25日到4月22日，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亦称“秋林会议”)。会上，他提出了“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统一待遇”的所谓“五统一方案”，企图把新军归并到旧军里，消灭新军。还大讲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一切事情都不要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反共。”积极为其反共投敌铺平道路。以王靖国、薄毓相等人为中心，代表旧军和部分旧行政人员及公道团人员，结成一派，与以薄一波、续范亭等人为代表的决死队、牺盟会和大部分专员、政工人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期间，阎锡山又采取了“内部分化”、“制造磨擦”等措施，分化瓦解牺盟会与新军；还组织了突击队、精建会等反动组织，到各区、县散布谣言，制造分裂，攻击牺盟会、决死队，中伤八路军。会内会外斗争都十分激烈。从此，阎锡山把联共抗日路线变成了联日反共路线。

　　同年6月，阎锡山解散战地总动员委员会。10月29日，在秋林镇举行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积极进行反共部署。12月1日，命令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与日军东西夹击驻在晋西隰县、孝义一带的决死二纵队。与此同时，又命令孙楚、赵承绶在晋东南和晋西北向决死队、八路军及所有新军和牺盟会发动了全面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后，革命力量在自卫反击的同时，考虑到大敌当前，需要采取克制的态度，尽量不使事态扩大；中国共产党也把十二月事变当做山西新旧军之争来处理，给阎锡山留了回头的余地，争取他继续留在抗日阵营里，不至于公开投降日军。为此，周恩来给阎锡山写信，劝其继续走团结抗战的道路。新军将领续范亭也给阎锡山写信，表明新军继续拥护他领导抗战。但阎锡山决心联合日军对付共产党，消灭抗日革命力量，保持并扩大其势力。这时的侵华日军由于在我国抗战军民的严重打击下，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早已破灭，困难日益加深，已经陷入持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于是，开始制造所谓的“和平”，企图采用诱降的手段灭亡中国。阎锡山一贯亲日反共，本来就是侵华日军诱降的对象。早在太原沦陷不久，伪省长苏体仁就秉承日军的意旨，授意伪省公署秘书曲宪纯(阎锡山的表侄)找阎宜亭(阎锡山的族侄，太原西羊市晋恒木厂商人)，到晋西向阎锡山面交苏体仁的信件，告知日军愿和阎锡山“亲善合作”，不再以兵戎相见。阎当即复信，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防共”。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既然决心反共，更是日军拉拢他投降的大好时机。于是在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初，日军派汉奸白太冲(孝义县白壁关人，原为阎政权区长，投敌后阎委为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兼平遥县长、敌区工作团团长)将日军参谋长田中隆光和伪省长苏体仁的信件送给阎锡山。阎锡山复信愿与日军合作，共同剿共，以确保山西治安。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11月间，经过白太冲半年的奔波拉拢之后，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按照阎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与日军驻山西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及苏体仁、梁上椿会晤，并进行谈判。赵提出：阎要求日方为其装备30个团，所有兵员、武器、食粮、经费均由日方负责。经洽商，达成初步协议。不久，日军把孝义县的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等据点，让给阎锡山。从此，阎、日间的接触更加频繁。

　　1941年(民国三十年)3月，阎锡山再次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谈。口头商定：阎、日双方要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的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和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6月，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交阎军接管。这期间，刘迪吉、苏体仁、梁上椿等继续与日军谈判，达成基本协定。8月11日，阎锡山派赵承绶为“全权代表”去汾阳，代其签署正式协定，地点在汾阳城内日军若松旅团司令部屋顶花园。

　　《汾阳协定》内容很具体，共20条。主要有：1阎、日取消敌对行为，共同防共；2日方先给阎装备50个团，拨发步枪五万枝，机枪五千挺，以便消灭共产党；3阎通电脱离蒋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先进驻孝义，待日方将晋中府十县政权交阎方接管后，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扩充力量后，再进驻北京；日方将华北政权交阎方接管后，组织“华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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