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革命干部还是“山大王”

　　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耒阳游击队先后在天门山、通水铺集中整顿，后经谢竹峰同刘厚总商议把部队开到刘的家乡——江头刘祠，整训一个月左右。王开运就是在通水铺经刘厚总指派，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随部队开赴皖南，尔后在新四军中长期在皖东参加抗战的。王开运回忆说，耒阳游击队开赴皖南集中前，刘厚总曾把一部分枪支留下来，埋藏在家乡。

　　1938年3月，在南昌的新四军军部派中校参谋谢忠良(此前任八路军学兵大队副大队长)前往湘南郴县、耒阳，整编下山的红军游击队。学兵队提前结业的学员王征明、欧阳琮、张南基被派随谢忠良一道工作。他们先对由周里、谷子元、李林领导的郴县游击队进行整训，告一段落后，北上耒阳同刘厚总领导的耒阳游击队在江头刘祠会师。

　　王征明回忆当年耒阳游击队整训的情景时说：“刘厚总是坚持耒阳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当地人多知其名。有一次我们进城宣传抗日，刘同往。耒阳人闻听刘厚总来了，便纷纷围着他看。刘身高约1米75，膀大腰粗，像貌甚丑，面孔奇黑，鼠目黄牙，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想上有抵触。他手下一个排长暗中活动，对抗集中整编北上抗日。”

　　耒阳游击队整训期间，群众来访送子参军的甚多。按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不能随意接收的，但是耒阳游击队仍然接收了一部分，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此时的刘厚总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确实惶惶然不知所措。据现存耒阳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的谢竹峰回忆稿本中说：“有次国民党县长陈必闻同我们谈判，追问监狱暴动三十多人，说是我们搞的。正在谈判时，刘厚总来电话，问几个逃出来的人与我有关系的，是否接收。我说把那几个留下。”“部队开到耒阳火车站，陈必闻不同意在城内大街走，改为沿城外公路到火车站。几十里外的群众，仍赶来欢送，场面极为热烈，大快人心。刘厚总问我，可不可以喊几句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我立即说不能喊，他就不喊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刘厚总这个人头脑实在太简单了。”

　　谢竹峰回忆稿中还说，1938年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后，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调戏妇女、侵犯群众利益、抓老百姓的鸡鸭烧吃等违反军纪的事发生。约在9月，刘厚总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同也在这里学习的谢竹峰不期而遇。刘在第二十四班，谢在第三十九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耒阳打游击多年、从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山大王”思想甚重的刘厚总，组织性纪律性极差，难过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一心想回老家。谢竹峰在回忆材料中，维妙维肖地勾勒出刘厚总在中央党校的表现，谢说：在中央党校学习“快结束时，碰到刘厚总，他给了我20元用。他原来在耒阳当游击大队长，名声很大，群众叫他‘总老爷’，他的确是个土皇帝，从来没有离开耒阳。现在他在外面，社会常识少，‘总老爷’的架子又放不下，文化低，说也说不过别人，他相当孤立。他见到我非常亲热，生怕离开了我，怕和我失掉了联络，其实他的住地离我只有几十丈远，每日吃过饭即到我这里玩，他非常想念家乡，实际上他是想念他的少年老婆。他恳切要求我向中央组织部请求回南方工作。”

　　1939年春，谢竹峰同刘厚总得到中组部的批准，挂着二等训兵的符号，佩带八路军臂章从延安坐汽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伍云甫同志。又由西安经成都、重庆、遵义、贵阳等地，到桂林新四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回到湖南。刘厚总回到耒阳后，发现“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枪支还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队伍就地打游击了，便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导总队短期学习，后在军部担任副官处副官。这样的工作分配，说明新四军干部部门对他的实际表现是了解的，而刘厚总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对组织的不满。他在副官处管理饲养班、木工班，工作吊儿郎当，作风流里流气，满嘴粗话。当年木工班战士、离休前任繁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周汉清，1980年10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刘厚总在副官处的表现说得很具体。周说：刘厚总当副官，副官是营一级干部(起码是副营级)。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他动摇，他怕死。对组织、对同志不满，动不动发肝火，开口骂人，骂娘，“×你娘”。有次日本飞机在云岭附近轰炸时，刘副官还在云岭街上调戏黄烟店斜对门的一位妇女。调戏妇女，他是经常的。刘副官意识不好，拉这个打那个。副官处有科长、副科长，他对我们说，不要听他们的，要听我的。

　　在皖南事变后的突围途中，1月14日在大康王附近，刘厚总同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相遇，随即一起行动，并被留在项英身边。久经斗争考验、政治警惕性非常之高的项英，竟对刘厚总这样一个人失察，实在是他的千虑一失。据项英当年的警卫员郑德胜回忆，他曾听到项英对周子昆说过，刘厚总这个人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皖南事变发生后，同项英在一起的谢忠良在《沉痛的回忆》一文(见《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专辑》一书)中说：“刘厚总当时是副官处副官，是个黑粗大汉，力气过人，枪法又准，深得项英同志的赏识。项英同志走到哪里，总是刘厚总跟着。他的最老的警卫员夏冬青同志因个子小，力气不大，枪法不准，就被疏远了。项英、周子昆就带着刘厚总、黄诚住在上面的洞里，我和李志高等二十几位同志住在下面的洞里。”

　　当时随项英一起行动的军部侦察排长张益平也回忆说：“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在1月14日傍晚突围途中，他遇见项英后便跟着项英。此人语言粗暴，太野蛮，排挤项英的警卫员。李志高、谢忠良曾提醒项英，说郑德胜、李德和是跟你多年的警卫员，应将他俩放在你跟前。但项英信任刘厚总，没有采纳李、谢意见。”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的回忆，也讲到项英如何信任刘厚总。他说：“刘厚总平常老是喜欢跟在首长后面吹吹拍拍，有一股国民党阿谀奉承的气味。可是项副军长特别宠爱他，说他办事利落，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在突围中，到哪里都带着他。不久前在大观山隐蔽时，刘厚总看中了一位排长的新驳壳枪，提出要用自己的旧枪去换，排长不肯，他便告诉项副军长，后来由项副军长出面，叫排长把枪换给他了。”

　　本来，在濂坑石牛坞村附近隐蔽，把项英、周子昆安排在山上蜜蜂洞，是经过地方党的同志精心推荐后选定的。蜜蜂洞位处接近山顶的悬崖上，三面石壁环抱，地势险要。为“人迹罕到”之地，从对付国民党军队搜查清剿考虑是比较保险的，谁能想到出内奸呢!

　　项英、周子昆被害的具体经过，我同唐锡强曾写过一篇《项英、周子昆烈士被害经过纪实》(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一些研究工作者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好几位直接知情的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无需再在这里复述。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刘当时以为黄诚也被他打死)后，抢走项、周身上的“国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枝，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赤金捌两五钱)，即仓惶逃窜到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有些研究工作者据此分析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动机，是谋财害命，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同他长期以来“山大王”思想、报复心理的恶性发展，对党、对组织的极端不满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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