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将王元与吴方找去谈话，大家将当时的情况作了如实的回忆。当时陈景润就是为了塔内问题的工作而调来数学所的。他的工作已在1956年“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过，而且报纸上也报道过。华罗庚又如何能“盗窃”众所周知的成果呢﹖
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是吸收了陈景润的想法，但他已给予了足够的感谢。1957年，《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中写道：“作者乘此机会向越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华罗庚知道他的老学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小的是吴方。他建议吴方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一个报告，将当时的情况作如实的叙述。当时数学会的秘书长王寿仁也写了报告，说明情况。他们的报告抄送给了几位中央领导，其中包括姚文元。
大概是江青正忙于“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顾不上华罗庚了。王寿仁与吴方的报告送上去后，就不了了之了。王寿仁、陈景润与吴方在华罗庚极困难时，做到了实事求是，向他们的朋友与老师伸出了援手，华罗庚是很感激的。
华罗庚与陈德泉有一次外出，路过陈景润住的医院。陈德泉建议去看望一下陈景润。华罗庚还不便于跟陈景润见面，就叫陈德泉一个人去，他自己坐在汽车里等着。陈景润对陈德泉说：“华先生永远是老师，迟群说的完全没有这回事。”
事后，华罗庚几乎从不在家里人、朋友与学生中提起这件事。他对他的总角之交胡柏寿谈过：“四人帮在‘文革’中要陈景润揭发我，诬陷我剽窃了他的科研成果，陈景润不肯，就威胁他说：‘人证物证俱在’，陈景润坚定地说：‘既然你们掌握了人证物证，还要我揭发干什么’”又据包谦六回忆：“江青先想拉拢他，拉拢不成，就打击他。最恶毒的一招，是想利用陈景润出来讲话，污蔑华老师著作中偷了他的研究成果，可是陈景润不受利用，装痴学呆，保持人格。”
江青对华罗庚及其亲属的迫害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华罗庚的女婿，即华顺的丈夫王敬先，原在中央警卫局工作，“文革”前调到苏州任中共苏州地委副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华顺则久幽囹圄。华罗庚从来不在同事中谈起这一伤心事。仅对胡柏寿等极少数人说过：“王敬先过去和江青在一个支部，他对她的事知道得太多了，所以江青早就要置他于死地。”据说王敬先在延安时曾说过：“江青根本不懂马列，只会喊几句革命口号。”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就伙同叶群对王敬先下了毒手。
“1968年8月27日，康生、曹轶欧还指示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60人分别诬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等，占115名常委会委员的52%以上，把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6%以上，连梁思成、童第周、华罗庚、茅以升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也未能幸免。”由于这一庞大的名单未能全面实施打倒，华罗庚总算幸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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